蚩尤
上古时代九黎族部落酋长，中国神话中的武战神。原为炎帝臣属，炎帝被黄帝击败后，率八十一个兄弟举兵与黄帝争天，在涿鹿展开激战。传说有八只脚，三头六臂，铜头铁额，刀枪不入。善于使用刀、斧、戈作战，不吃不休，勇猛无比。黄帝不能力敌，请天神助其破之。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被黄帝所杀，帝斩其首葬之，首级化为血枫林。后黄帝尊为“兵主”，即战争之神。他勇猛的形象仍然让人畏惧，黄帝把他的形象画在军旗上，用来鼓励自己的军队勇敢作战，诸侯见像不战而降。传说中性情豪爽、刚直不阿、打仗勇往直前，充满武将帝王阳刚之美，不为一代盖世豪杰。后来人们为了歌颂黄帝，便丑化，把他论为妖魔、邪神形象。中华三祖苗族的形象：《初学记》卷九引《归藏?启筮》云：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丘。其后《龙鱼河图》（《太平御览》卷七八引）云：“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述异记》云：“食铁石”，“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耳鬓如剑戟，头有角”。而云：“兄弟八十人”（《龙鱼河图》）或七十二人（《述异记》）者，则神之又类人间一巨人部族。而《皇览?冢墓记》复云：“冢，在东平寿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旗。肩脾冢，在山阳巨野县重聚，大小与阚冢等。传言黄帝与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体异处，故别葬之；又传言，黄帝杀之实一部属，在重伤陷绝境处舍身换穿衣，为主自杀。追兵至，辨衣着为。死后葬于涿鹿矾山”；《封禅书》记齐祀八神，“三曰兵主，祀”。遂终以战神形象，载入史册。
[编辑本段]是农耕部落的名称见之正史，载于《史记·五帝本纪》黄帝纪。因其有与黄帝争战失败的经历而闻名。
历代史家为作之作注。裴骃撰《史记集解》引应劭曰：“，古天子”；又转达引《汉书音义》臣瓒引《孔子三朝记》云：“，庶人之贪者”。列举了两种不同的说法。
战神之后，司马贞撰《史记索隐》，对“天子”与“庶人”两说提出质疑。先引太史公原文“诸侯相侵伐，最为暴”，析其意，非为天子，又引《管子·地数篇》所言“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说明并非庶人。进而提出“盖诸侯号也”之说。
然则，张守节撰《史记正义》，引《龙鱼图》云：“黄帝摄政，有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威谓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
引述这一夹杂神话的民俗传说，显然对“诸侯”“天子”“庶人”诸说都有否定之义。因为，仅是一幅遗像便足以使“八方万邦皆为弭服”，其威风远非一般诸侯可比，亦非庶人可及。然而，又有天遣玄女助黄帝而非助之说，可见亦与“天子”无缘。
诸学者之所以把“天子”“庶人”“诸侯”等概念硬往身上套，明显是局限于周秦封建社会结构模式的认识框架，因而不能正确诠释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身份及这一概念的社会历史的内涵。
所处的时代，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正值“神农氏世衰”之时。
神农氏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民明农耕生产工具耒、耜的一个氏族。《易·系辞》记：“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从此，在中华大地上，许多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谋生手段的族硌先后转向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如《白虎通义》记：“古之人民皆食禽兽之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氏”。这是对狩猎肉食的族群转向农耕生产历史的追忆。又如《淮南子·修务训》记：“古者民茹草饮水，采草木之实，食螺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这又是对采储果实及螺蚌之肉为主食的族群转向农耕生产历史的记忆。
耒耜的发明是中国原始社会生产力的一次大飞跃，它奠定了中国原始农业的基础，导致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神农氏之世”的出现。神农氏功绩伟烈，被尊为“农皇”，又称“地皇”。《尚书大传·卷第四》说：“神农为农皇也。……神农以地纪，悉地力种谷疏，故托农皇于地”。指其功德之实质在发挥地力，亦称“地皇”。
在中华远古传说中，“皇”的意思有两层：一是有重大发明功大德美泽被天下者，“皇，君也，美也，大也”[1]，如燧人氏发明个钻木燧取火而被尊为“燧皇”[2]；伏羲氏作结绳而为网罟，用于捕兽捞鱼，并制定婚姻嫁娶之礼，使人类本身的繁衍进入健康有序的轨道，因而被尊为“羲皇”[3]。二是指不存在公共权力的早期原始社会，“道德元泊有似皇天，故称曰皇”[4]，“烦一夫扰一妇以劳天下，不为皇也。不扰匹妇故为皇”[5]。其情景如《庄子·盗跖》所述：“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
到了神农氏晚期，由于农耕业逐渐成为主要生产方式，游荡觅食的原始群也渐次定居，逐步形成氏族社会，并发展为部落组织，出现拥有超出本部落影响力的部落联盟首领，这就是“帝”。《说文解字》释：“帝，谛也，王天下之号也”。“谛”是指“审谛”，即举措详谨周密，合乎客观规律。《白虎通义》说，“德合天者称帝”[6]。“王天下之号”是指超越部落范围的号召力。“帝”的称号出现标志着原始社会从早期游群和氏族社会阶段向晚期部落社会阶段的转变。此时，神农氏也开始被称为“炎帝”。
“炎帝”之“炎”，其义有二：一是火光，焚烧。《说文解字》释：“炎，火光上也”。《玉篇》释：“炎，热也，焚也”。这与原始农业离不开“火耕”有关。所谓“火耕”，是指先砍倒烧光荒地上的杂草灌木，然后耕种点播的一种垦殖手段。二是指南方之神。《汉书·卷七十四》：“南方之神炎帝”，这是从黄河流域的地理视角而言，发祥于湖北厉山，崩葬于湖南茶陵的神农氏当属南方无疑。
从被尊为“农皇”的“神农氏之世”，到被称为“炎帝”的“神农氏世衰”之时，是一个历史的转折时代。
活跃于历史舞台之时，即“神农氏世衰”的“炎帝”之时。当时部落林立，各部落依仗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武力互相争斗，不再服从由于发明耒耜的功绩而自然形成的部落联盟首领炎帝神农氏的约束。“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最为暴”[7]。此所言“诸侯”，并非周秦社会制度下分封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之贵族，而是指原始社会末期的各部落酋长。是其中之一。
“蚩”是贬词。《说文解字》释为“虫也”。作冠词用，若今之詈辞“小爬虫”之类。《六书正伪》曰：“凡无知者，皆为蚩名之”。“尤”为部落名。尤又作由，意为农。杨慎《丹铅录》云：“由与农通”。《韩诗外传》云：“东西耕曰横，南北耕曰由”。《吕氏春秋·勿躬》例举“管子复于桓公曰：‘垦田大邑，辟土艺粟，尽地力之利，臣不若甯遬，请置以为大由’”。注：“大由，大农也”。《管子·省官》说：“相高下，视肥瘠，观地力，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均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由田之事也”。诏期即《礼记·月令》所谓“王命布农事”之日期。由田即农田，亦农官之谓也。《钱谱》神农币文“农”作“由”。“尤”是依传闻所记部落名称，与“由”为同音异字。故“尤”部落即“由”部落，亦即农部落。贬之即谓“”。中国古代对氏族及部落的名称与其酋长名称和氏族部落民名称常常不加区别地称呼，所以，“”既为部落名，亦为该部落酋长与部落民之共名。
[编辑本段]与炎帝、黄帝的关系与炎帝有族裔的关系。《路史·传》说：“姜姓，炎帝之裔也”。
炎帝与均由神农氏族发展而来，同属农耕部落联盟。炎帝部落为神农氏族之直系后裔，仰成于其先祖神农氏发明耒耜功绩之余烈，得以居逐耕部落联盟之首，而称“炎帝”。炎帝与神农氏既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故《史记·封禅书》例举封禅大典时，将神农氏与炎帝分列先后。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神农氏与炎帝的记叙非常贴近，但未予指明其间的关系。《帝王世纪》说：“神农氏作，是为炎帝”，已经注意到二者的亲缘关系。《汉书2古今人表》及《易·系辞》疏将为帝与神农氏合称呼为“炎帝神农氏”。
《易·系辞》疏引《帝王世纪》云，“炎帝”之号，凡传八世：帝临魁、帝承、帝明、帝直、帝嫠、帝哀、帝榆罔。至帝榆罔之世，始见部浇崭露头角。
部落是由神农氏族发展而来的一群农耕部落中实力最强的一个部落。其实力雄厚的原因，一是益于其居地产盐；二是在煮盐的生产过程中，发明了冶炼金属与制作兵器。
《梦溪笔谈2卷三》记：“解州盐泽，方面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谓之血”。宋代解州治在今山西运城市解州镇。盐泽今名解池，素有“国宝”之誉，有硫酸钠、氯化钠、硫酸镁等盐，含钙、碘、钾、硼、锂、铯、锶等稀有元素。《太平寰宇记·卷四六》客观存在邑县条下记：“天在县南一十八里”。故安邑县即今县，亦受辖于运城市。这里曾经是部落的居地。得盐泽之富，部落才有实力与黄帝抗争。如《史记·五帝本纪》云：“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最为暴，莫能伐”。
《管子·地数篇》说：“葛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二十”。葛庐之山及雍狐之山具体所指无考。其地处当不会离今运城市太远。或者就在其地。“金”泛指金属，不限于黄金。
与今山西运城市相邻的今河南三门峡市，也是农部落的聚居中心。数千年之后，这里仍有神农氏后裔。《史记·本周纪》载，周武王伐纣成功，“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裴骃《史记集解》注释：“《地理志》弘农陕县有焦城，故焦国也”。《汉书·地理志》弘农郡，首县弘农，治在今河南灵宝县。陕县今属三门峡市。《地理志》载弘农郡“有铁官，在黾池”黾池即今渑池县，亦属三门峡市。灵宝县有金矿，至今仍有重大开采价值。其它如银、铜、铁、锌、铝等矿藏资源储量也很丰富，该地区具有金属冶炼的必备条件。相传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处，即在灵宝县境内[8]，其相对历史年代在轩辕与之战后。这一地区不仅矿藏丰富，而且土地肥饶，盛产五谷林果及紫胡、天麻、黄苓、丹参等中草药，宜于农耕部落居住。
由史籍所载观之，部落因得盐池之利，金属冶炼之法，成为以炎帝为首的农耕部落联盟中实力最雄厚的一个部落。与炎帝同为神农氏后裔，显赫者称炎帝，失败者称。
关于与黄帝之战，载籍所见，有三种说法：一说是黄帝胜炎帝之后，再胜而巩固帝位，黄帝与之战似为黄炎之战争的余波；另一说是驱逐赤帝（即炎帝），赤帝求诉于黄帝，二帝联手杀于中冀；三说是作兵攻黄帝，兵败被杀。
第一种说法如《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作乱，不用帝命。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战于涿鹿之野，遂依附杀”。太史公言黄帝名轩辕，国号有熊轩辕本意为车，应是指发明制作车的技术而得名的氏族及其首领的名称，如发明制作农耕工具技术称神农氏，发明制作捕捞工具技术而称伏羲氏，发明钻燧取火技术称燧人氏然。有熊国号。当时的“国”，实为部落。熊、罴、貔、貅、貙、虎为六种兽名，应是有熊部落中六个氏族的名称，或谓图腾。阪泉，水名，在今北京市延庆县。涿鹿，山名，在今河北涿鹿县，与阪泉相距不远。
第二种说法见于《逸周书·尝麦解》：“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杀之于中冀”。广平之地曰阿。争战发生在涿鹿山下的开阔地带，隅指角落，“九”意指多，并不限于具体数目八加一。“九隅无遗”是说驱逐赤帝（即炎帝）部落不留遗地。地冀指中原冀州。《尔雅·释地》：“两河间曰冀州”。郭璞注：“自东河至西河”。当时把黄河入海处称为东河，河套向南流处称西河。《周礼·职方》记：“正北曰并州”，今山西太原、河北正定保定皆属之；“东北曰幽州”，今北京市属之。上古冀州位于幽、并之南，地在今山西南部及河北西南部。传说被杀之处，在今山西运城解州。
第三种说法如《山海经·大荒北经》载：“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风伯雨师是农耕部落专司气象的巫师，后为农业气象神，立有庙，岁时奉词。《韩非子·十过》说：“昔者黄帝俣鬼神于泰山之上……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反映了风伯雨师与部落之密切关系，因为农业部落生产的丰收部是与风调雨顺分不开的。
三说孰是，今已无考查之可能与必要。对于此类沪传千年后才被记入载籍的史前传说，史学家注视的焦点，是其中透出的史影；而民族学者关心的问题，则是该传说反映出的族体的类型、文化特征及其形成和衍变的过程。
战败后的结果，一说是被黄帝擒杀，如前引述《史记》《逸周书》《山海经》所记；另一说是受到黄帝重用，如《龙鱼河图》所言：“黄帝制服，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逮至秦汉，民间尚有以为兵主行礼祠之俗。以致秦始皇东游及高祖刘邦起兵，皆从民俗礼祠，见载于《史记·封禅书》及《史记·高祖本纪》。
《管子·五行》亦有黄帝重用的记载：“昔者黄帝得而明于天道……明天道，故使为当时”。“当时”是中原黄帝部落联盟的一种公职名称，其地位与职能约与《周礼》中的“天官”相类，亦近似于后世各朝之宰相，是辅佐部落联盟首领（帝）管理各部落公共事务的部宰。此处所言之“天道”，是指天文历法岁时月令的经验知识。熟悉这些知识，是安排农业部落生产生活，管理好农业部落社会的关键。
关于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的记载，反映了黄帝与关系的不同阶段与不同侧面。“”本是农部落的他称，既是对部落酋长的他称，也是对部落全体成员的他称。部落的第一任酋长称，第二任酋长亦称；第一代部落成员称，第二代部落成员仍然被称为。如同《大载礼记·五帝德》记“黄帝三百年”之类传言的实际内涵。把黄帝与的战后关系放到原始部落战争的历史背景中去认识，杀戮是不可避免的，斩尽杀绝又是不可能的，最终只能是让战败的部落在服从的条件下保持原状生活下去。
的遗裔在部落活动过的地方留下了聚居点（后世所谓“城”）、坟冢、祀祠等遗迹的记载，追溯这些遗迹，可以看出部落的活动地区，以现其遗裔的线索。
关于城的记载，见于（水经注·卷十三）涿水条记：“涿水出涿鹿山，世谓之张公泉，东北流经涿鹿县故城南……〈魏土地记〉称，涿鹿城东南六里有城。泉水渊而不流，霖雨并侧流注阪泉”。又引〈晋太康地理记〉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东北流，与泉会，水出城，城无东面”。故涿鹿在今河北涿鹿县。涿水待考。泉在今涿鹿县矾山镇龙王塘村中央，河流源头来自东灵山，即《山海经》里说的“灵山”，河流从矾山镇折向东，流入桑干河。阪泉在今北京市延庆县。新安县有屋场等。
《太平寰宇记·河东道七》客观存在邑县条下记：“城在县南一十八里……其城今摧毁”。故安邑县治在今山西运城市安邑镇。
关于冢的记载，见于《皇览·墓冢记》：“冢，在东平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旗。肩髀冢在山阳郡钜野县重聚，大小与阚冢等”。三国时之东平寿张县治在今山东阳谷县寿张镇。山阳钜野县治在今山东巨野县。
关于祠的记载，见于《史记·封禅书》。秦始皇东巡游，封泰山，禅梁父，礼祠齐八神。八神之中，“三曰兵主，祠。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今山东东平县即其故治。又，《汉书·地理志》东郡寿良（张[9]）县条下记：“祠在西北（涑）[10]上，有朐城”。汉东郡寿起兵之时，“祠黄帝于沛庭”。秦时沛县，治在今江苏徐州市沛县。沛县东境隔微山湖与山东相望。
《逸周书·尝麦解》中，有“命于宇少昊”之语。这里的“宇”释为“边”。于屋则檐边为宇，于国则四垂为宇。意思是说部落曾被安排在少昊部落的边垂居住。当时少昊部落居地，以曲阜为中心。《左传2定四年》杜预注：“少昊墟，曲阜也，在鲁城内”。在少昊之西垂。
《述异记·卷上》云：“太原村落间祭神，不用牛头”。又云“汉武时，太原有神昼见……其俗遂为立祠”。又载：“今冀州有乐名戏，其民两两三三，头载牛角而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秦汉置太原郡，属并州，首县晋阳，治在今山西太原市。两汉时的冀州，地在今河北南部、山西南部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
依上列籍记述，关于的遗迹、遗俗、传说，历数千年之久，逮至秦汉，仍然以浓烈的色彩保存于民间。在北至河北涿鹿，西至山西太原运城，东到山东东平，南至江苏沛县的广大地区，礼祠之俗经久不衰。按“民不祀非族”的古俗，这些地区定有为数众多的遗裔，才能具备形成和保持这种祭祀民俗的社会条件。这些地区在两汉时期又是汉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腹心之地，无疑有相当多的遗裔成为汉族成员。
遗裔见于载籍者，有邹氏屠氏。王嘉《拾遗记》载：“轩辕去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迁恶者于有北之乡。其先以地命族，后分为邹氏屠氏”。邹姓屠姓今为汉族常姓。
“有北之乡”指北方寒冷不毛之地，见于《诗·小雅·巷伯》，也颖达疏：“北方太阴之气寒凉而无土毛，不生草木，寒冻不可居处”。说明曾经有一部份遗裔被迁到北方。蒙古族学者陶克涛著《毡乡春秋——匈奴篇》，论是匈奴在传说时代的称号，被黄帝北逐的荤粥当是[11]（部落遗裔）。司马贞《史记索隐》释荤粥：“匈奴之别名也，唐虞以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维，殷曰鬼方，周曰猃狁，汉曰匈奴”，《周书·帝纪第一》：“太祖文皇帝守文氏，讳泰，字黑獭，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指出：“宇文氏出自匈奴南单于之裔”。
古有仇犹国，公元前457年被晋国智伯所灭。《史记·樗里子传》记：“智伯之伐仇犹，遗之广车，因随之以兵，仇犹遂亡”。今山西盂县东北有仇犹国遗址。仇犹与音近，其国或为遗裔所建。
部落遗裔之向南迁者，不见经传，但存口碑。黔东南苗族史诗《枫木歌》，说苗族始祖姜央（炎）是从枫树树心中生出来的。苗族学者联系《山海经·大荒南经》记：“有宋山者，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所弃其桎梏，是谓枫木”。论证苗族为之裔[12]。《苗族简史》载：“川南、黔西北一带有庙，受到苗族人民的供奉”。从枫木中生出苗族始祖之传说，实涵再世之象征意义。
《尚书·周书·吕刑》将与苗民相提并论：“惟始作乱，延及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说“作乱”是从开始的，延及平民，无不以各种方式取人财物：群行攻劫曰寇，杀人曰贼，以鸱张跋扈为义；作乱在外曰奸，作乱在内曰宄，强取曰夺，窃取曰攘，诈取曰矫，固取为虔。“灵”意为善，即不以善教化，而是制作刑法。指斥苗民沿袭了之习性。时至今日，布依族仍称苗族为“布由”。布依族“布”意为“人”或“族”。在祠法上是限制成分在中心成分之后，“布由”意为“由族”亦可记为“尤族”。与部落的他称一致。
《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氏崩葬长沙茶乡。茶乡即今湖南茶陵县，在湘赣边界罗霄山脉西侧。古三苗居地亦曾及于湘赣间。据《史记·吴起列传》记：“昔三苗之居，左洞庭，右彭蠡”。洞庭即今日洞庭湖，彭蠡即今鄱阳湖。因此，三苗极可能是从神农氏之裔，或即（农部落）之遗裔发展而来的游耕农部落群。苗族普遍存在长时间远距离迁徙的传说历史。这是与其较长时间地保持游耕农业经济的生产方式分不开的。当然，也有政治和社会的原因。
还应当注意到，如同汉族是多元形成的一样，作为中国南方的一个古老的族群，苗族原初的族源即呈现出多元性。苗族古称“苗民”或“三苗”。除了上述炎帝神农氏和（农部落）与“苗民”、“三苗”有直接的族源关系而外，黄帝之裔缙云氏、颛顼之裔驩头也都分别是三苗、苗民的主要族源之一。在榕江一偏僻苗塞中发掘出的“苗族古歌”，解答了榕江西山上“苗王庙”的千古之谜，同时解释并确认了“苗王庙”所供的祖像是中华民族三大始祖之一“”。
“三苗”之始见载籍，有《尚书·虞书》：“窜三苗于三危”。孔颖达疏：“三苗，国名，缙云氏之后”。此所谓“国名”，实为部落名称。“缙云氏”是黄帝部落中的一个氏族名称，后发展为部落名称。《史记正义》案：“黄帝有熊国君，号曰有熊氏，又曰缙云氏，又曰帝鸿氏，亦曰帝轩氏”。直接指缙云氏为黄帝。《史记集解》说黄帝“亦号轩辕氏”。杜预注《左传·文十八年》：“缙云，黄帝时官名”。此所谓“官名”，实指黄帝部落的分职名称。《左传·昭十七年》记：“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名”。即以云作为本部落以氏族为单位的军事编制（云师）的名称和该氏族所担任的部落公职名称（云名）。
《史记集解》引应劭曰：“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也。春官为表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列出春夏秋冬的官名，如《周礼》，春官宗伯管祭祀礼乐，夏官司马管行政军事，秋官司寇管刑法禁令，冬官司空管工程建设。这种以云为公职名称是早期黄帝部落内部由各氏族分别担任的部落公职，至于黄帝成为部落联盟首领之后，由各部落分别担任的部落联盟公职名称，如《管子·五行》所记，则称为“当时”（天官）、“禀者”（地官）、“土师”（春官）、“司徒”（夏官）、“司马”（秋官）、“李”（冬官）。今浙江省有缙云县，其县有缙云山，相传为黄帝游仙之处。
《广韵》释“窜”为“放也”，即流放之意。“三危”，孔安国传曰：“西裔之山”，裔指边远之地。《山海经·西山经》有“三危之山”，郭璞注：“今在敦煌郡”。汉置敦煌郡，治在今甘肃敦煌市。敦煌市东北有三危山，今置三危镇。《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戎”本意指山间谷地，用以指人群，意即居于山间谷地之人，今之所谓“山地民”是也。“西戎”即西方山地民。今日黔西北苗族流传的古史传说，言其祖先原住积石山以西，从日没方向移到积石山，经过若干代的长途迁徙，渡过黄河，到了长江中游一带，最后进入西南地区。[13]《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敦璞注：三苗之民）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驩头又作驩兜，见《尚书·舜典》：“放驩兜于崇山”。又作驩兜，见《史记·五帝本纪》：“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崇山在今湖南大庸市西南，此地属武陵山区，行政建置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苗族简史》说，湘西苗族五大姓之一的石姓，与驩兜有亲缘关系。石姓有大小之分，大石姓在苗语中被称为“驩兜”，[14]泸溪、花垣有驩兜墓、驩庙。
综合汉文古籍记载，是中国原始社会末期活跃在今河北山西及山东西部的一个农耕部落名称，即该农耕部落酋长与部落民之共同名称。部落为神农氏氏族后裔，属炎帝部落联盟。传说部落善长于金属冶炼和制造兵器。部落与黄帝部落争战失败，其遗裔大部份留居中原。据《管子》所记，部落加入了黄帝为首的部落联盟，并在其中担任了重要公职。《拾遗记》载，邹氏、屠氏为其遗裔中可查之姓氏。
部落中一部份迁到北方，与荤粥（匈奴之别名）有族源关系。
部落中的南迁者，与苗民、三苗有族源关系。三苗来源呈多元性，除遗裔之名，尚有黄帝缙云氏之后，颛顼氏之后等。
从关于和三苗传说的记述中，可以看到中华大地上，原始社会末期部落间由汇聚、争战、融合、迁徙待环节所构成的大规模的搅拌运动。这种搅拌运动造成了中华各族在起源形成阶段就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状况。
[编辑本段]黄帝战
数千年前，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一带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其中黄帝是黄河流域最有名的一个部落首领。另一个有名的部落首领叫炎帝。黄帝和炎帝是兄弟。在长江流域有一个九黎族，他们的首领名叫，十分强悍。
有八十一个兄弟，他们个个兽身人面，铜头铁臂猛无比。他们擅长制造刀、弓弩等各种各样的兵器。常常带领他强大的部落，侵略骚扰别的部落。有一次，侵占了炎帝的地方，炎帝起兵抵抗，但他不是的对手，被杀得一败涂地。炎帝没办法，逃到黄帝所在的地方涿鹿请求帮助。黄帝早就想除去这个部落的祸害，于是联合各部落首领，在涿鹿的田野上和展开一场大决战，这就是著名的“涿鹿大战”。
战争之初，凭借着良好的武器和勇猛的士兵，连连取胜。后来，黄帝请来龙和其它奇怪的猛兽助战。的兵士虽然凶猛，但是遇到黄帝的军队，加上这一群猛兽，也抵挡不住，纷纷败逃。
黄帝带领兵士乘胜追杀，忽然天昏地黑，浓雾迷漫，狂风大作，雷电交加，天上下起暴雨，黄帝的兵士无法继续追赶。原来请来了“风神”和“雨神”来助战。黄帝也不甘示弱，请来天上的“旱神”帮忙，驱散了风雨。一刹那之间，风止雨停，晴空万里。
又用妖术制造了一场大雾，使黄帝的兵士迷失了方向。黄帝利用天上北斗星永远指向北方的现象，造了一辆“指南车”，指引兵士冲出迷雾。
经过许多次激烈的战斗，黄帝先后杀死了的八十一个兄弟，并最终活捉了。黄帝命令给带上枷锁，然后处死他。因为害怕死后作怪，将他的头和身子分别葬在相距遥远的两个地方。戴过的枷锁被扔在荒山上，化成了一片枫林，每一片血红的枫叶，都是的斑斑血迹。
死后，他勇猛的形象仍然让人畏惧，黄帝把他的形象画在军旗上，用来鼓励自己的军队勇敢作战，也用来恐吓敢于和他作对的部落。后来，黄帝受到了许多部落的支持，渐渐成为所有部落的首领。
[编辑本段]的存生处关于：在部落活动过的地方留下了聚居点（后世所谓“城”）、坟冢、祀祠等遗迹的记载，追溯这些遗迹，可以看出部落的活动地区，以现其遗裔的线索。
关于城的记载，见于（水经注·卷十三）涿水条记：“涿水出涿鹿山，世谓之张公泉，东北流经涿鹿县故城南……〈魏土地记〉称，涿鹿城东南六里有城。泉水渊而不流，霖雨并侧流注阪泉”。又引〈晋太康地理记〉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东北流，与泉会，水出城，城无东面”。故涿鹿在今河北涿鹿县。涿水待考。泉在今涿鹿县。阪泉在今北京市延庆县。新安县有屋场等。
[编辑本段]苗族祖先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与地位
一、是中华民族的三个伟大始祖之一塑像由于原始社会阶段，没有文字记载，所以自春秋战国以来以致如今，中国的历史典籍，都只是根据历史传说追溯到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父系氏族公社阶段的黄帝时期。然而，在黄帝时，中华民族就有三个著名的伟大始祖，即黄帝、炎帝、。但是，在我国历来的官方正统史中，一直把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始君，后来炎帝也逐渐被确认。所以，这里我们着重谈谈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始祖之一的问题。
首先，应当指出，是中国苗族的先祖。因为如今的中国苗族的族属渊源，和远古时代的“九黎”、“三苗”、“南蛮”有着密切的一脉相承的关系。在原始社会末期，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一带，远古的时候就生活着很多原始人类；他们经过世世代代的生息繁衍，通过艰苦的劳动，在距今五千多年前，逐渐形成了部落联盟。这个部落联盟叫做“九黎”，以为乎领。《国语·梦语》注中说：“九黎，之徒也”。《书吕刑释文》、《吕氏春秋·荡兵》、《战国策·秦》高诱注，都说是九黎之君。他们借助优越的地理条件，不断地辛勤开拓，使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一跃而成为雄踞东方的强大部落，并且最早进入中原。我党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同志写道：传说中的中国远古居民，“居住在南方的人统被称为‘蛮族’。其中九黎族最早进入中部地区。九黎当是九个部落的联盟，每个部落又包含九个兄弟氏族，共八十一个兄弟氏族。是九黎族的首领，兄弟八十一人，即八十一个氏族酋长。……是以猛兽为图腾，勇悍善斗的强大部落。”[2]在九黎部落进入中原之后，炎帝族也自西方牧进入中部地区，与九黎族发生长期的部落间的冲突。九黎族驱逐炎帝族，直至涿鹿。后业，炎帝族联合黄帝族与九黎族在涿鹿展开了原始社会末期规模空前的部落大战——涿鹿大战。在战争初期，黄帝由于兵力不足，又对地形气候不了解和不习惯，因而“黄帝与九战九不胜”[3]；后来黄帝族创制了指南车以识别方向；[4]并大大增添实力，[5]才转败为胜。最后双方决战于涿鹿，九黎被打败，其首领也被擒杀。
九黎战败以后，其势大衰，但他们还据有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广阔地区。到尧、舜、禹时期，他们又形成了新的部落联盟。这就是史书上说的“三苗”，又称为“有苗”或“苗民”三苗这种部落群体的发展，最后形成了部落酋长国。范文澜写道：“苗族被禹战败后，退出黄河流域，据战国时人说，三苗曾在长江中下游建立起一上大国。这个大国当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是许多部落的集合体，其中较大的是荆楚。”[6]所以，到商、周时期，“三苗”又被称为“荆楚”，有时也被称为“南蛮”后来，荆楚的社会经济日益发展，其中较先进的楚人，又被称为“荆蛮”。其后，荆蛮日渐强盛，发展成为春秋战国的“五霸”、“七雄”之一的楚国的主体居民和主体民族。
可见，九黎、三苗、南蛮、荆蛮、苗族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而且都包括苗族先民，后者是前者的苗裔。《周书·吕刑》的“对苗民制以刑”，《国语·郑注》的“有苗复九黎之德”，三苗，九黎之后也”，等记载，就已经显出“九黎”和“三苗”的亲缘关系。《礼记·衣疏·引甫刑·郑注》说，“有苗、九黎之后……居于西裔者三苗”等语，也直接指出“三苗”是九黎的后裔。“南蛮”则是被驱逐到长江以南地区的部分“三苗”的别称，而“荆蛮”则是商、周时期对两湖地区这部分“南蛮”的称谓。许多只书都认为，苗族和三苗有亲缘关系，例如：“苗人，古三苗之裔也”[7]；“苗者，三苗之裔”[8]；“考红苗蟠据楚、蜀、黔三省之界，即古三苗遗种也”[9]。这就使我们清楚看到了苗族族源的线索，九黎——三苗——南蛮（荆蛮）——苗族。就是说苗的先民是九黎，而是九黎的首领，所以，苗族人民普遍地将视为自己的先祖。
其次，也是中国南方许多少数民族的祖先。五千年前，与黄帝同时代的九黎部落联盟，据史书记载，其成员中除了苗族以外，还有黎族、瑶族、畲族等少数民族。如果按照过去史书的称谓，把远古时代居住在南方的人统称为“蛮族”，或称“南蛮”、“荆蛮”，那么就把我国在南方许多少数民族都包括在内了。这就是说九黎、三苗、南蛮，不仅是苗族的先民，而且也是黎族、瑶族、畲族和南方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先民。而是九黎之君，所以，也就不仅是苗族的先祖，同时也是黎族、瑶族、畲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先民。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苗族在古代多次迁徙过程中，包括南迁和西迁的过程中，逐渐演化为若干民族，只有一部分仍保持着苗族的称谓。由此可见，这些演化出来的民族自然也是九黎的后裔，亦当是他们的先祖。
再次，也是我国羌族的先祖。《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羌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羌地是也。”这就是说，羌族是出自三苗，是三苗的后裔是姜姓的别支。据史料记载，姜姓就是西北一带原来的姜族，后来称为羌，以后逐渐南迁和西迁。所以，北至现在的青海，西至现在的西藏，南至现在的四川、贵州、云南，都有羌族人民居住。羌族西迁到西藏的人自称为“乌斯藏”，乌斯就是乌氏，藏就是羌，乌斯藏就是乌氏羌的统称。他们又称为“西藏”，实际上西藏就是西羌。这就可以证明，现在的藏族，也是羌族和乌族相互融合而成的。其中也有苗族。羌族向南迁的，到四川的与当地的表族融合叫青羌，一部分羌族向南迁的，到四川的与当地的青族融合后叫青羌，一部分再由四川迁到贵州、云南。现在贵州西部的羌族，他们的公开族号为羌，而族人间仍自称为苗。云南的羌族，其来源与贵州西部的羌族大致相同，公开的族号为羌，族人间仍自称为苗。由此可见，羌族也是九黎、三苗的后裔，作为九黎之君的亦当是羌族的先祖。
又再次，也是汉族的先祖。范文澜同志写道：“远古时代，在中国领域内，居住着许多不同祖先的氏族和部落。它们彼此间经长时期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斗争，有些逐渐融合了，有些发展起来”。[10]“黄帝族与炎帝族，又与夷族、黎族、苗族的一部分逐渐融合，形成了春秋时期称为华族、汉以后称为汉族的初步基础。”[11]"舜命契教化百姓，命皋陶用刑法制苗民，命弃播百谷以养黎民，实际是用刑法强迫苗民黎民耕种来养活受教化的百姓。”[12]又如：陆次云《峒溪纤志》说：或者人捕获冯人妆奴隶，给他着上木靴再加木锁，一辈子也不得逃走。这就是说，把俘获对方民族的人当奴隶，以后便逐渐地融合在本民族中了。而且到春秋战国时期，“华族与居住在中国内部和四方的诸族因文化不同经常发生斗争，斗争的结果，华夏文化扩大了，中国也扩大了，到东周末年，凡接受华夏文化的各族，大体上融合成一个华族。”[13]显而易见，这次民族融合自然也包括着一部分苗族。既然苗族的一部分融合于华族，成为汉族的初步基础，以后又不断有一部分苗族融合于汉族之中，那么，九黎也应当是汉族的先民，九黎之君亦应当是汉族的先祖，而不应把他排斥在黄帝、炎帝之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仅是苗族黎民族和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祖先，而且也是汉族等其它民族的祖先，因而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黄帝时期，黄帝、炎帝、是同时代的三个伟大人物，是原始社会阶段部落联盟解体前黄帝时期的古代中国三大部落联盟的三个首领（即大酋长）和杰出代表，是中华民族的三大始祖。
三、是中国人民长期怀念的伟大历史人物之一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承认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杰出人物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许许多多历史人物。但是，根据史书记载和历史传说，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三个伟大历史人物当是黄帝、炎帝、。而且，可以说黄帝、炎帝、是中国人民长期怀念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三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关于中国人民怀念黄帝、炎帝的情况，已有许多论、著的文章作了阐述，而对中国人民怀念的情况则论述得很少。因此，我们在这里着重谈谈中国人民长期怀念的情况。
首先，在死后，黄帝及其后代帝王都把奉为“兵主”，视为“战神”来崇敬和缅怀。《路史·后纪四·传》说“后世圣人著其‘像于尊彝，以为贪戎’。”‘罗萍注云：“天符之神，状类不常，三代彝器，多著之像，为贪虐者之戎”。《龙鱼河图》说：“灵尤没后，天下复扰乱不宁。黄帝遂画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不死，八方万邦皆为殄状。”由此可见，在九黎部落联盟战略被擒杀而死以后，黄帝及其族人们就将的形象用来威吓天下八方，从而将变成了自己的保护神，并对加以崇敬和缅怀。
其次，苗族人民较普遍地将视为自己的先祖，长期地怀念和祭祀。湘西、黔东北的苗族祭祀时，须杀猪供奉“剖尤”，并传说“剖尤”是远古时代一位勇敢善战的领袖。“剖”，按湘西苗语意为公公，“尤”是名字，“剖尤”就是“尤公”之意。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的苗族人民有祭“枫神”为病人驱除“鬼疫”的习俗，装扮“枫神”的人打扮得十分威武；这位令人敬畏的“枫神”就是的化身，这与《山海经·大荒南经》所记载的“所弃其桎梏进为枫木”的传说有关。黔东南的《苗族古歌》中有一首叫《枫木歌》，歌中唱词的含义也是把蚩作为苗族的始祖来看待和怀念。川南、黔西北一带还有“庙”，受到苗族人民的供奉。
再次，汉族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程度不同地长期怀念着。民间传说，一直在说是一位长期受人怀念的历史人物。《苏氏演义》说：“冀州人把称为神，民间人常作戏；齐魏之间，太原村落中祭神；汉武帝时，太原人还为立祠；。现在，河北省涿鹿县仍有墓、碑、祠、庙等，深绶当地人民的怀念和祭祀。
此外，瑶族、黎族、畲族、羌族和南方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人不同程度地长期怀念着，把他用为伟大的历史人物传颂着、纪念着。
可见，是中国人民长期怀念的伟大历史人物。
四、摒除错误的思想观点，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确认的历史地位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的确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与黄帝同时代的伟大历史人物，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然而，几千年来，的伟大形象和地位却被严重地歪曲了，贬损了。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应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确认的历史地位，以增强中国历史的科学性，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但是，多年来有几种错误的思想观点，严重地阻碍了对问题的拨乱反正。为了摒除错误的思想观点，以便能较顺利地给正名，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对这几种错误的思想观点加以辨析。
有一种观点是，以胜败论英雄，或曰“胜败英雄论”。持这种观点的人，因袭着“胜者为王，败者寇”的老观点。他们认为在涿鹿之战中是败者，所以，应该纳入“判逆者”之列，而不应该作为我们的始祖。很显然，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是不能唯胜败论英雄的。如果我们的史书只写胜乾，而把败者从史书中抹去，那么，这种史书将是残缺的，不科学的。历史应是对过去时代的历史事实的记载和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的任务，在于发现和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阐述历史发展的过程，用历史知识和历史经验提高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的水平。黄帝、炎帝、是古代中国三大部落联腽的三个大酋长，这是历史事实，是不能抹杀的。如果说对败者就一概从史书中抹去，不予承认，那么，对炎帝将如何对待呢？因为“炎黄两族在阪泉（据说，阪泉在河北怀来县）发生了三次大冲突，黄帝族统率以熊、罴、貌、貅、虎为图腾的各族打败炎帝。”可见，炎帝在古代部落战争中也是败者。难道我们能因为炎帝是失败者而不承认他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吗？显然不能。所以，同样也不能因为是败者而不承认他是我们的始祖。同时，我们还应当指出，如果按照以胜地败论英雄的观点来写历史，来取舍人物，那么，从秦朝的陈胜、吴广，汉朝的张角，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洪秀全、杨秀清等，便能不能称为历史人物，都不能写进历史。这岂不是与历史唯物主义背道而驰吗？！现在，我们的《中国通史》，既然已经把上述人物作为历史人物写进了历史，那么，为什么不承认是历史人物并写进历史呢？
又一种观点是，强调以正史为依据，或曰“唯正史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的正统史书上没有写，没有肯定。其实，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因为中国过去的所谓正统史，实际上就是官方史，不仅真伪混淆。而且常常以伪造的压倒真实的，很需要重新写过。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学问，待整理者甚多，既如历史，就须另编一部。所以，现在我们编写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史，就不能强调只以所谓的正史为依据，而应注意运用野史史料和历史传说。华岗同志在《中国通史的翻案》一书中说：“在进行中国历史的翻案工作时，除了端正自己的立场与思想方法以外，还应特别注意运用野史史料。因为正象鲁迅先生所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就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窨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可见，不论野史或杂记，其真实性，都远非正史所能及。因此，我们不应轻视野史、杂记和历史传说、文集诗词等史料史实，不庆持唯正史论的态度。同进，在中国史学问题上，在不唯正史论，不唯正上，不唯书，要唯实，并对中国历史进行某些部分的翻案工作方面，郭沫若同志已经为我们带头了，他所著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屈原研究》、《十批判书》等就是证明。所以，那种只强调以正史为依据的观点是片面的，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示的，因而庆当予以纠正。至于问题，其实正史、野史、杂记、诗歌、历史传说等都有记载和论述。《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和《史记正义》，都谈论到。
再一种观点是，漠视问题，或曰“漠视论”。持此种观占为的人认为，提出问题，为平反正名是小题大做，因而对问题抱着冷漠的态度。我们认为，这咱态度是很不妥当的、很不可取的。应当提出，问题决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大问题，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三大始祖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民族问题和政治问题，我们决不可以淡漠视之。为了说明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我们不得在这里谈谈近期发生的一些有关的情况。其一，据悉，1995年3月，在全国人大八届三次会议上，陆镇藩、龙明伍等代表，提出关于“请中史通知有关部门，不要再用‘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一词取代宪法规定的‘中国各民族’一词的提法，以利民族团结”的建议案。1995年6月，**中内宣传部办公厅函复说：“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民族传统。我部历来按照宪法的规定，要求宣传系统单位正确地使用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国家繁荣的规范用语。受中内委托，由我部召开的乎都主要新闻单位通气会上，部领导曾多次向新闻单位提出，不要使用‘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海内外的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等类似的不规范用语。”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为什么我国少数民族不赞成使用“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的提法呢？这难道不是与没有承认的始祖地位有关吗？其三，据《人民日报》报道，全国首届炎黄蚩三始祖文化研讨会，1995年9月25日，在河北省涿鹿县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48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共收到论文28篇。此次研讨会由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涿鹿县政府等共同主办。“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涿鹿县是众多史籍记载炎帝、黄帝、相征战的汲涿鹿、阪泉所在地，应同炎黄一样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之一。两岸学者共同认为，应加强三祖研究和涿鹿考古，促进中国文化发展和中华民族团结。”其三，据《扬子晚报》1995年7月25日报道，《南博发掘阜宁陆庄遗址，首次解开部族良渚文化消失的千古之谜》，报道说：“我国古代最发达、文明程度最高的良渚文化4200年前突然在太湖地区消失，成为考古学界的“千古之谜”，南京博物馆在阜宁县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在江淮地区发展良渚语文化遗存，探明良渚文化在太湖地区消失后由南向北迁徙，从而解开了这一“千古之谜”。报道还说，这一发现还“对研究文明的起源，国家的产生具有重要的意义。据《史记》记载，在公元前21世纪之前，良渚文化部族首领曾与轩辕黄帝发生一场大战——‘涿鹿’之战。……这一发掘，印片了部族的北上，使考古学界对江淮东部地区古文化类型有了新的认识。”以上情况说明，提出问题，为平反正名，是有根据的、有道理的、有意义的，决不是什么小题大做。所以，我们问题不应采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冷漠态度。据悉，正因为如此，老红军、部队作家陈靖将军，曾于1994年11月和1995年2月，分别致信上级同志，建议为平反正名。遗憾的是，这一问题至今仍无大的进展。
为了较快地弄清问题的真相，实事求是、全面、客观、公允对的历史人物形象和历史地位作出正确的评价，我们建议：请中央责成有关部门牵头，组织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专题研究，力争在本世纪内作出结论，以便为平反正名，恢复的始祖地位。我们深信，这件事做好了，那将是对中华民族和中国史学的一个重大贡献。
总之，是中华民族的三个伟大始祖之一，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伟大缔造者，是中国人民长期怀念的伟大历史人物。我们应当确认的历史地位，以增进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促进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编辑本段]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伟大缔造者之一历史是现实的基础和前提，现实是未来发展的起点。中国近现代文明是从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而来的，是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文明的结果。在黄帝时期的古代中国，黄帝、炎帝为了中国古代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中国古代文明作了重要贡献，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伟大缔造者之一。
第一、为物质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统率的九黎部落联盟，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一带，是一个面对海河而生长起来的部落，是当时三大部落联盟中最强大的部落联盟，物质文明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他们借助当地的地理、气候、水源等优越条件，发明了谷物种植，已经开始由采集、渔牧、游牧向农业发展，这是历史和文明的一大进步，是对古代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而谷物种植就需要育苗、移苗、壮苗等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后来人们就用“苗”字来给的子孙命名为“苗族”。与此同时，他们还能创制较精美的陶器，手工业也开始发展起来。这也是对中国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
第二、发明了金属冶炼和金属兵器的制造。《世木·作篇》说“以金作兵器”。翦伯赞写道：“据说‘以金作兵器’，是金属冶炼的最早发明者。”[15]我认为，不令是金属冶炼的最早发明者，而且也是金属兵器制造的最早发明者。《管子·地数》说：能以金为兵，制作“剑铠矛戟”。《史记·五帝本记》正义引《龙鱼河图》说：“黄帝摄政，有兄弟八十一人”，“铜头铁额”，“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史书还说，能制造的最早发明者，为中国古代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冶炼业的出现具有划进代意义，从此，人类开始进入了使用金属工具的时代，它标志着原始社会生产力的一河北巨鹿墓次新的飞跃。
第三、是建立法规、实行法制的最早创造者和施行者。在古代中国，首创法规，实施刑事法，以肃纲纪。《周书·吕刑》说：“对苗民制以刑”，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路史·后纪四·传》在记述被擒杀后说：“后代圣人著其尊彝，以为贪戎。”罗萍注曰：“天符之神，状类不常，三代彝器，我著之像。为贪虐者之戎”。《太平御览》卷七九引《龙鱼河图》说：“灵尤没后，天下复扰乱不宁，黄帝遂画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不死。八方万邦皆为殄状。”这也说明严格实行法制而树立了威严的形象和产生了浓远影响。同时，郑玄注曰：“苗民，谓九黎裔也。”“上效重刑以变九黎言苗民者。”这也同样说明，是刑法的首创者和施行者。有的史料还说，兵器和刑法是发明的，后来被黄帝部落集团效法。可见，乃是中国古代法制的缔造者。
以上事实说明，的确是我国古代文明的伟大缔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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