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宋太宗雍熙北伐

高粱河之战七年后，公元986年（雍熙三年）正月，雄州知州贺令图等边疆帅臣，上书说：

        “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韩德让宠幸于事，国人疾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

        宋太宗于是决定，再次出兵北伐收复幽云，并发布了《北伐谕幽州吏民诏》。

        出兵前，宋太宗遣使分别去渤海和高丽国，试图与他们相约，共同出兵，夹击辽国，但均无结果。

        此次北伐，计划出兵二十万，兵分四路，在东西两线展开，先声东击西，用东线牵制辽军，用西线直取云中，然后，四路大军合围幽州。

        曹彬担任全军主帅，参战将领达三十多名。各路主帅分别是：东路军曹彬、西北路军米信、中路军田重进、西路军潘美。

        宋太宗命东路军和西北路军十万主力，沿东线北上，声言欲夺取幽州，实施佯动，持重缓行，目的不是攻占郡县，而是将辽军主力吸引在东线，使之无暇西顾，以保障西线大军顺利夺取山后诸州。同时，命西路军出雁门关，直取云中。中路军自定州北上，出飞狐口，切断并阻击西援之辽军。西路军收复云中后，立即与中路军汇合，挥师东进。然后，东路和西北路大军强攻幽州，中路与西路迅速跟进，四路合围，一举攻克幽州。

        对于此次北伐，宋太宗信心满怀。因为此次出征，朝廷已做了充足的物资准备。他希望这次北伐，能完成兄长生前没有完成的收复燕云之大业。

        诸将出发前，宋太宗专门召开会议，叮嘱说：“持重缓行，勿贪小利以要敌。”

        有人认为，宋太宗的战略计划存在问题：一是几路大军过于分散，不能及时有效进行配合；二是东路军主力等待战机的时间过长，容易出现不测之变，而后来果然出现了不测之变。

        这个说法并不合理。因为东路军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很明确，也很重要，那就是牵制辽军主力，使之无暇西顾，而不是消极等待战机。

        宋太宗还下令宋军水师，在渤海湾集结待命，准备攻击辽国后方。但后来并没付诸行动。

        三月，战争首先在东线打响，西线大军也迅速出击。诸路大军，出兵顺利，捷报频传。东路军很快攻占固安（今河北固安）和涿州（今河北涿州）。西北路军则攻取新城（今河北新城东南）和岐沟关（今河北涿州西南）。中路军迅速攻克飞狐口要隘，进军蔚州（今河北蔚县）。西路军则一举夺取寰州（今山西朔州东）与朔州（今山西朔州）。

        辽国此时的主政人物是辽太后萧绰，即史上赫赫有名的萧燕燕、萧太后。她美丽聪慧，有胆有识。她是辽景宗耶律贤皇后。辽景宗在公元980年突然驾崩，年仅十二岁的辽圣宗继位。当时，辽国内部政治斗争激烈，面对虎视眈眈的诸王宗室，萧绰重用韩德让、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轸三人，终于控制住了政治局面。

        萧绰将幽州诸事委托给耶律休哥全权处理，以耶律斜轸为北枢密院使，以韩德让总理宿卫事保护宫廷安全。据说，萧绰年少时，曾许配给韩德让，二人关系很是密切。

        萧绰获悉宋朝从东西两线大举北伐，立即下令，进行全国总动员。她派耶律斜轸率部驰赴云中，以抗击西线宋军。同时，令各路精兵火速增援幽州，由耶律休哥统一指挥，抗击东线宋军。随后，萧绰与辽圣宗也率领大军，亲赴幽州前线。

        幽州留守耶律休哥用兵灵活主动，他晚上派轻骑前去骚扰宋军，白天则用精兵虚张声势迷惑宋军。同时，又悄悄派出精锐到宋军背后设伏，断掉宋军粮道。

        曹彬率十万大军在涿州驻扎了十天，因粮草不济，被迫撤出涿州，撤回雄州。

        宋太宗闻讯大惊，令东路军立即与西北路军汇合，沿白沟河、新城一线驻扎，养精蓄锐，待西线两路大军收复山后诸州挥师东进时，再全师迅疾北上，围攻幽州。

        此时，宋军在西线战果辉煌。四月中旬，山后九州已占领过半，势如破竹。闻听西路军所向披靡，东路军曹彬手下诸将求功心切，强烈要求继续出兵北上。于是，东路军“乃裹五日粮，再往攻涿州”。

        三十四岁的萧绰身披戎装，英姿飒爽，亲率辽军骑兵主力，在涿州城东五十里处扎下御营。萧绰与耶律休哥两路骑兵主力，已对宋军形成钳夹之势，准备在涿州一带，与东线宋军决战。

        曹彬来到涿州，发现情形不妙，急令大军冒雨南撤。五月初三，当宋军退至岐沟关时，遭到辽军两路骑兵的围攻。宋军溃败，损失惨重，溺死于拒马河者不可胜计。“沙河为之不流，弃戈甲若丘陵”。

        接着，辽军在西线也大举反攻，耶律斜轸率军在安定西与雄州知州贺令图相遇，两军激战，宋军败退，损失万余人，辽军乘胜攻陷蔚州、寰州。

        合围幽州的战略计划，显然已经落空。为避免更大损失，宋太宗下令西线各军撤出战场，并令潘美率西路军护送云、应、寰、朔四州百姓，迁徙到内地。

        田重进率中路军将士安全撤回，并带回部分百姓。可西路军却牺牲了一员大将，即杨业，就是评书《杨家将》中杨令公的原型。杨业被监军王诜所逼，孤军出战，力竭被俘，绝食而亡。西路军主帅潘美因此被降职三级，监军王诜被革职流放。

        对于此次北伐，前宰相赵普并不赞成，他写了篇《谏雍熙北伐》，力劝宋太宗收兵息战。

        北伐失败后，宋太宗给赵普一份手诏，向其解释失败原因：

        “朕昨者兴师选将，止令曹彬、米信等顿于雄、霸，裹粮坐甲，以张军声，俟一两月间山后平定，潘美、田重进等会兵以进，直抵幽州，然后控扼险固，恢复旧疆，此朕之志也。

        奈何将帅等不遵成算，各驰所见，领十万甲士出塞远斗，速取其郡县，更还师以援辎重，往复劳弊，为辽人所袭，此责在主将也。”

        作为雍熙北伐的主将，曹彬自知指挥失误，罪不可恕。回京后，他身穿素衣，来到宫阙，“自请受诛”。

        宋太宗诏令尚书省审讯。曹彬承认犯有违令失律之罪，最后仅被降职为右骁卫上将军。

        曹彬是后周太祖郭威贵妃张氏的外甥，在宋初统一中国进程中，是主要战将之一。他曾率军灭后蜀、灭南唐，立下赫赫战功，属于开国功勋。

        蔡东藩对曹彬的评价是：“彬谦仁有余，智勇不足。岐沟之败，误在不智，又误在不勇。”

        雍熙北伐又称岐沟关之战，是宋辽二十五年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宋朝北伐失败最惨重的一次。“岐沟之蹶，终宋不振。”从此，一直到北宋末年宋徽宗朝代之前，宋朝基本放弃了用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方针，也失去了北伐燕云的战略进攻能力和作战勇气。从此，宋朝对辽国转入了全面战略防御阶段。

        收复燕云十六州，已遥遥无期。

        对宋太宗两次北伐，收复燕云，《辽史》有这样一段评价：“是两役也，辽亦岌岌乎殆矣！休哥奋战乎高粱，敌兵奔溃；斜轸擒继业于朔州，旋复故地。自是宋不复深入，社稷固而边疆宁。”

        岐沟之战后，宋朝不得不改变对辽方针，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辽国则相反，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辽军多次南下，试图收复瀛、莫、易三州。这三州，是当年柴荣北伐所夺取的。经过几次反复拉锯战，易州在989年终于被辽国夺了回去。但瓦桥关以南的瀛、莫二州，始终牢牢掌控在宋朝手中。

        公元1004年（景德元年）九月，辽国再次大规模出兵南征。萧太后亲率二十万辽军铁骑，突破宋朝河北防线，长驱直入，兵临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城，直接威胁着宋朝首都东京城的安全。

        宋朝朝野震动，不少大臣主张立即迁都避敌。但宰相寇准坚决反对，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宋真宗赵恒御驾亲征，冒险北上，来到澶州城并登上北门城楼。宋军官兵见黄龙大旗在城头迎风招展，大受鼓舞，“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

        辽军主将萧达凛在澶州城下巡查地形时，被城楼上的宋军伏弩射中头部，不久即亡。萧太后闻讯大惊，她担心辽军腹背受敌，遂向宋朝提出和约。《辽史》说：“将与宋战，达凛中弩，我兵失倚，和议始定。或者天厌其乱，使南北之民休息者也！”

        经过谈判，宋辽双方最终于景德元年十二月（1005年1月），达成休战协议：双方罢兵，结为兄弟之国，辽视宋为兄；宋每年给辽“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以白沟河为界，在边境设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澶州古称澶渊，因此史称这个盟约为“澶渊之盟”。从此，宋辽两国罢兵言和，开始了长期和平相处的历史岁月。但对“澶渊之盟”的认识，从古至今，一直争议很大。

        对于辽国来说，燕云十六州是契丹军人拿生命换取的，并不是石敬瑭白送的。而且，辽国历朝统治者多次下诏，在这一地区募民垦荒，减免租赋，鼓励种植稻、麦，已将这一地区发展成为辽国农业的主产区。“万顷青青麦浪平”、“冲风磨旧麦，悬碓杵新梗”等诗句，即是对燕云地区农业景象的生动描写。关南的瀛、莫二州，原本也是燕云十六州的组成部分，后被柴荣出兵抢回。因此，辽国人认为，他们有权利用武力将这两个州收回去。而在宋朝看来，自开国之时，瀛、莫二州便是宋朝的领土，岂能被辽国武力夺去？这样一来，战争将永无休止之日。

        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用“澶渊之盟”这种方式结束战争，化解历史纠纷，可能是宋辽都能接受的模式。宋朝每年付出三十万两匹，换取辽国对关南二州的放弃，对于宋朝来说是合算的，这没什么屈辱可言。对于辽国来说，虽然放弃了关南二州领土主权，但每年可以得到三十万两匹岁币，也是合算的，也没什么屈辱可言。

        从澶渊之盟，到宋徽宗朝代，历史已走过了一百多年。宋朝经历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和徽宗六个朝代。辽国则经历了圣宗、兴宗、道宗和天祚帝四个朝代。

        在这一百多年中，宋辽两国遵守澶渊盟约，和平相处，友好往来。据统计，这期间双方互派使节，多达三百八十人次。

        但是，这期间也发生过两件令宋朝很不愉快的事。

        一件事是“重熙增币”。公元1042年（辽兴宗重熙十一年、宋仁宗庆历二年），辽兴宗一边在宋辽边境上增兵，造成南下之声势；一边派使臣来宋朝，索要土地。辽国要求宋朝将瓦桥关以南十县之地，归还给辽国。

        此时，宋朝正与西夏交战，战争屡屡失利。很明显，辽国这是在趁火打劫，这是在借宋夏之战而谋利。

        宋仁宗担心遭到辽与西夏联合攻击，遂同意增加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辽国则答应放弃索地，并遣使去西夏，劝其与宋朝讲和。

        这样，宋朝每年给辽国的岁币便增加到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

        辽兴宗名叫耶律宗真，汉语文化素养较高，工诗词，善丹青。他把自己所画的天鹅、苍鹰等画作，主动赠送给宋仁宗。宋仁宗也礼尚往来，作“飞白书”以回赠，一时传为美谈。辽兴宗还写信给宋朝，提议两国关系仿照中国南北朝先例，辽称北朝，宋称南朝。但这个提法，遭到宋朝拒绝。

        还有一件事是“划界事件”。公元1074年（熙宁七年）二月，辽道宗耶律洪基遣使来宋朝，提出重新划定蔚州、应州、朔州一带的边界。辽国要求以分水岭为界，同时又在沿边地区增派军队，并扬言，宋朝若不答应，则武力解决。

        此时，宋朝正忙于向西开边，宋军刚与吐蕃军打了一场败仗，即踏白城之战。

        “划界事件”从性质上看，与“增币事件”一样，也是一种趁火打劫的行为，都是对“澶渊之盟”的违背与破坏。

        宋神宗权衡利弊，最终答应了辽国的划界要求，弃地达七百里。这件事，在宋朝国内反响很大。弃地的责任，最后由王安石等变法派大臣来承担。这件事，对宋神宗本人刺激也很大。十多年后，宋神宗仍没忘记这份屈辱。临终前，他留下一份针对燕云十六州的遗诏：能收复燕山者，虽异姓亦可封王。

        宋神宗这份遗诏，很显然也违背了“澶渊之盟”。不过，它是在辽国已违约在先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份遗诏，在当时并没引起太多的关注。因为那时出兵北伐，用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根本不具有现实性。

        三十多年后，历史车轮驶入宋徽宗朝代。出兵北伐，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这一历史性梦想，开始引起宦官兼军事统帅童贯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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