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还乡

　　第二章还乡

　　还会有什么问题？

　　当然会有问题，而且问题大了！

　　封建采邑制度下，每一个领主在自己的领地内都几乎相当于国王，而真正的国王对王国的控制力自然也就削弱了。/Ｗｗw。Qb⑤。C0m黄观并不知道后世会出现国王基本上只存在象征意义而不掌握实权的君主立宪制度，但他是个聪明人。一旦成立了拥有立法权和司法权的议会，那么王权自然会更受制约。

　　黄观之所以提出成立议会的建议，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自保。相较于成立吕宋都指挥使司，成立议会后，自己的命运就会更多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此外，黄观也相信这么做是符合朱棣心意的——要不然，《移民纪要》中为什么会特意提到“议会”这种组织？

　　至于说建文遗孤是否能够掌握吕宋王国的实权，这便不是黄观所关心的了。正如当时他所说的那样，如果所有的“左逆文臣”们都能够自始至终地无条件服从建文遗孤的意志，那么建文遗孤自然也就能够牢牢地掌握整个吕宋王国。但是这可能吗？

　　想到这里时，黄观略带讥讽地摇了摇头，不再考虑这个问题，然后将思路放在了此行的目的上。

　　左逆文臣们的秘密会议结束后，黄观没过几天便带着长子踏上了返回帝国本土的行程。

　　当时左逆文臣们被流放时皇上允诺，只要升为男爵。左逆文臣的罪孽就算彻底赎清了，然后便可以自由往返殖民地与帝国本土。这一年多来吕宋地有邑贵族们实力增加得很迅速，黄观升为男爵已经很有一段日子了。之前他总是对皇上有种说不出恐惧，因此下意识地没有在升为男爵后立即返乡。但是那天看到无忧无虑却又丝毫不象读书人子弟的长子时，黄观突然意识到必须回家乡一趟了——若是不将黄昌伟送回家乡就读，那么这个孩子很可能就毁了！

　　中国人有一种优良传统，那便是无论移民哪里。只要条件许可就一定会想方设法地培养孩子读书。然而在吕宋，却实在没有这种条件。倒不是说找不出读书人来教孩子。而是说周围的环境实在不利于读书。

　　刚刚抵达吕宋时，为了尽快获得返回大明本土的合法资格，所有的左逆文臣们都努力地发展着自己的采邑。创业之初条件是最为艰难的，大人们固然忙得是焦头烂额，就连十多岁地孩子们也不得不尽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孩子们地适应能力是最强的，没用多长时间，他们便习惯了挽起小弓参与打猎或者监督管理土著奴隶们。

　　如今条件已经好转。孩子们不必继续参加劳动以及监视管理奴隶劳作了。而且领主们还办了私塾让孩子们读书，条件较好的家庭甚至还给孩子配上了已经驯服的土著仆人。但大人们却悲哀地发现，那些半大孩子们的心已经野了，已经不怎么读得进去书了。

　　黄观身为状元，自然不能接受。所以，他决定将黄昌伟带回大明本土，将儿子托付给人友人教育。

　　如今大明本土与吕宋之间来往的船只已经很多了。从本土往吕宋去的船只主要是载人，偶尔也有专门贩卖水牛地。从吕宋往本土去的船只则装载着吕宋的特产以及水稻——吕宋的气候实在很适宜种植水稻，多雨不说，平均气温也高，能够轻轻松松一年两熟。

　　俗话说近乡情怯，可黄观抵达本土后朝着家乡行进时，却根本没有近乡情怯的感觉。因为他的脑海里已经被别的事所装满了。

　　受地理气候的影响。吕宋地有邑贵族们大多都种植水稻。所以，吕宋的有邑贵族们对水稻的价格也比较敏感。第一次丰收时，所有人都高兴得不得了。可是当本土而来的商人们进行收购时，他们的兴奋之情却不约而同地消失了，因为，收购价不仅仅是比他们想象得要低，而且是低得太多！

　　尽管收购价极低，但有邑贵族们却只能被迫接受。他们移民吕宋的时间还短，在生存压力之下，尽管吕宋岛地林区出产优质硬木。但他们却根本没有发展造船业念头。也就是说。如果不将水稻卖给本土而来的商人，凭吕宋的有邑贵族本身却也没办法将货物运到本土去卖。同样的原因。尽管吕宋岛上的铁矿并不缺乏，但吕宋岛上的采矿业和冶炼业还根本无从谈起，因此吕宋岛上的移民所急需的农业工具以及兵器等，全都依靠从本土进口——既然不能自力更生，那自然也就需要进行商品交换了。若是不卖掉水稻，哪来得钱购买耕牛、农具以及战斗需要的兵器盔甲？更何况之前为了购买急需的物品，几乎所有地有邑贵族都借过高利贷——即便不再购买任何东西，但债务总得偿还吧？

　　有邑贵族们最终被迫接受了那低得令人欲哭无泪地收购价格，心中却是无不芥蒂的。商人们低买高卖，运用一切办法追求最高利润地作法自古以来就深受人们的痛恨，因此心思不深的有邑贵族便愈加痛恨商人了。而心思复杂的有邑贵族则怀疑这其中有着皇上的诡计。

　　在抵达本土之前，黄观自然也曾经怀疑过水稻价格过低会不会是皇上在其中动过手脚。然而一路走来，黄观对于皇上的怀疑却越来越淡了。

　　大道的两旁，大牲口随处可见，在黄观的记忆中，大牲口的数量明显增加了。经过询问才知道，原来本土实施了所谓的“无牛税”。为了避税，但凡有需要而且有能力的家庭便都添置了耕牛。一牛之力抵得上七八个人，当全国各地都想方设法地逃避“无牛税”之后。其结果便是大牲口得到了更广泛的应运。而大牲口地增加，便直接导致了地主们对人力资源需求的减少。更何况大明如今实行了新的税法，无田的佃农、长工需要额外缴纳人头税附税，因此导致人工成本也相应增加了。于是最终所导致的结果便是，本土的人均土地占有量竟然呈现出了缓慢上升的趋势——黄观自然不可能获得官方地资料，但他却凭着自己的智力以及收集地相关信息作出了同样的推测。

　　又由于皇上召开了那个什么所谓的“献宝大会”，因此应用科学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能工巧匠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奇伎yin巧”之物。黄观新眼所见，两头耕牛拖着一新型农具。可将开沟、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作业一次完成。黄观尽管在被流放后已经算是“深入群众”了，但对于具体的耕种了解得仍然不深。看了那种新型农具的表演后，黄观实在估测不出这两头牛再配上一套新型农具能够抵得上多少劳动力，但他却早已下定了决心：返回吕宋时，一定要买上几套这种农具带回去。

　　这时，即便黄观不去粮店打听也能够知道粮价肯定比往年更低。但为了获得更准确地答案以便安心，黄观便仍旧去了粮店以及询问了路边的农民。得出的结论是：去吕宋收购粮食的商人并不算特别心黑……

　　不过黄观到底还是犯了一个错误。他所观察以及询问的地点所在是江南地区。产粮区的粮价本来就低，而生产力获得了明显的进步后价格更低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实际上，去吕宋收购粮食的商人并非将粮食运往江南销售，而是被开中盐法所吸引，将之运往边塞之地。永乐元年地上半年，商人以及平江伯陈瑄总是将粮食运往辽东地区。然而“辽东肥沃之地，一年耕有收，足数年之用。数年有收。海运可省”，永乐元年的下半年之后，辽东地区便并不缺粮了，于是海运的终点变成了天津等地。待运至北方的港口后，再以陆运方式运往西北。如果黄观去西北边塞地区进行调查，那便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差价极大。

　　回乡的沿途路上。黄观感受最深地便是那些懵懵懂懂的底层人民如今脸上多了一些满足的笑容。通过慢慢的了解，黄观对于那些底层百姓的幸福感不免哧之以鼻。原来，大明本土的底层百姓之所以会对今后的生活充满了信心，居然是因为百姓们一旦遇上了不平之事便可以进行诉讼。

　　中国人有“厌诉”或“耻讼”的传统价值观。对于官员来说，在他管辖的境内若是不出讼案，其政绩将会被上官认可。因此，一些为了追求政绩的官员便会厌恶有事没事来打官司地百姓。而对于百姓而言，“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不是遇上迫不得已地情况，普通百姓宁愿用“吃亏是福”来安慰自己也不愿去受那种有理却输官司的罪。

　　然而永乐皇帝登基后。却通过一系列地改革使得百姓们发现：一旦自己的利益受损。只要勇于去衙门告状，那么多半能够获得公正的判决——若是出现明显不公正的判决。那也不要紧。如今一字并肩王一系的“巡回法庭”四处巡回，只要将这种判决不公的案子递上去，绝对是有杀错没放过的。

　　当然，如今百姓们打官司仍然需要缴纳所谓的“诉讼费”，这笔费用不仅包括了以往打官司时所缴纳的官司钱、递状费、审案费、杂费等，其中还不包含起诉者需支付的“鞋脚钱”、“酒食钱”、“宽限钱”、“买放钱”等额外费用。这笔费用并不低，但原告却乐意支付。因为，只要官司能够打赢，那么败诉方的赔偿金额中自然也就包含了这笔费用。一贫如洗的原告会不会因为这不菲的“诉讼费”而却步呢？答案是不会。因为只要某个官司胜诉十拿九稳，那么自然就会有人愿意将“诉讼费”借贷给原告，供原告去打这个官司。

　　谈到这种借贷，那就不得不提及诉师。

　　在中国古代，打官司首先要向官衙呈递诉状。陈述案情。由于普通百姓大多不识字，无法用文字来表述案情，于是就只好请那些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了解诉讼地基本程序及其堂奥的人来帮助。对于那些“足未尝一履守令之庭，目未尝一识胥吏之面，口不能辩，手不能书”的乡野村夫和市井百姓来说。没有讼师的帮助，想要让案件获得受理无异于登天之难。

　　在以前。由于以刑去刑、追求无讼是我国传统诉讼文化的基本精神属性之一，讼师的活动恰恰与统治者的息事宁人、追求礼让地无讼观念相违背，所以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都严禁讼师的代理活动，把讼师蔑称为“讼棍”，认为他们是“挑词架讼、搬弄是非”之徒，因此讼师地社会地位以及社会评价相当低。然而现在那些讼师们却抖了起来，因为新修改的《大明律》中不仅承认了讼师的合法地位。而且规定凡打官司者，除了代写诉状的基本费用之外，胜诉方在获得败诉方的赔偿金额后，还需从中划出十分之一作为讼师的酬劳——一名讼师只要一个月能够打赢一件标的为一百贯地官司，那么他的收入便至少有十贯。而一年一百二十贯的收入，已经足以令一家五口过上小康生活了。

　　在这种利益的驱动下，遇上没钱打官司的原告，只要胜诉的把握大。那么讼师们便哭着喊着也要为原告垫付“诉讼费”。

　　在普通百姓的眼中，如今遇上了受欺压、受屈辱之事很方便保护自己的利益，自然心情会变得愉快。而黄观却对这种诉讼成风地风气不以为然——在黄观的领地里，他就是法官。他可不愿意普通百姓有事没事就打官司。除了不喜欢麻烦外，作为孔孟子弟的他更推崇孔子对待诉讼的观点：“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因此，黄观更希望通过长期的道德lun理教化和统治阶级的以身作则，使争讼者耻于争讼来达到“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讼于庭”地和谐恬静的理想境界。

　　只可惜黄观已经离开了权力中心。对于这种不满，黄观如今却只能深深地埋到心里。

　　……

　　回到安徽的老家后，黄观颇为低调。

　　在他看来，如果是衣锦还乡，那么高调一下也没什么。可是在建文年间黄观便是二品官了，如今却没了任何官职——虽然如今是有邑一等男爵，也算是步入了贵族行列。但是在黄观看来。男爵的爵位毕竟太低，远远比不上当初的二品官。

　　然而将黄观将黄昌伟带到友人家中进行托付时。却惊讶地发现，有邑一等男爵在家乡竟然那么吃香。当黄观提出将黄昌伟留在家乡的县学里学习时，友人毫不犹豫地答应照顾之后，却提出让黄观将他的十八岁的二儿子以及十六岁的三儿子带到吕宋去发展。

　　一开始黄观还以为这是一种易子而教的表现。虽然觉得吕宋地读书氛围和本土没法相提并论，但如果直接说出来，又怕友人多疑以为自己不愿意照顾他地二儿子和三儿子，因此黄观虽说答应了，但脸上仍然不免多少带了点踌躇。

　　每个人所交的朋友总归不会与自己相差太大，黄观地朋友自然也是聪明人。看出黄观的踌躇，友人却笑着解释说：拜托黄观将二子三子带到吕宋去发展，并非出于易子而教的目的，而是希望二子和三子能够在吕宋寻找自己的出路。

　　因为《长子继承法》的缘故，友人那本来就不算多的家产便只能交给长子继承。而二子、三子则需要自谋生路。偏偏这兄弟俩至今连个秀才都没考上，估计在仕途上发展没什么希望。如今黄观既然已经是有邑一等男爵了，在友人看来，让兄弟俩随着叔父前往吕宋闯荡一番自然也不失一个选择。

　　听友人这么一解释，黄观便安安心心地做出了一定会照顾好两位侄子的承诺。

　　黄观原本以为事情到此就会结束。谁料到第二天去其他亲戚朋友家拜访时，几乎每一家都做出了类似的请求——也有几个家中幼子年纪小的没有立即请求黄观将他们的幼子带去吕宋发展，而是隐晦地暗示将来幼子长大后，若是前往吕宋投靠，那么黄观这个做叔伯的可一定要多加照顾云云。

　　如果只是一个两个这样寻求帮助的，黄观自然会因为自己得到了家乡人的重视而感到高兴。黄观辖下五十余个基本采邑领中，虽说已有将近四十个已经册封给陪着黄观一同被流放的九族亲戚了，但毕竟还剩着十余个直属的基本采邑领。若只是一两个后辈需要照顾，那么只要这两人有着中人之资，那么过段日子将他们册封为有邑恩骑尉也不是多大个事。可那么多家同时拜托他帮忙，黄观却觉得此事不太好办了。如果提携这家后辈却不提携那家的子侄，岂不是平白与人结怨吗？

　　精疲力尽的黄观晚上一肚子心思回到所借宿的友人家中，还没到门口，却发现友人门前一片灯火通明，二十几个衣着简朴的百姓待在友人门口不知在干什么。走近了，却见门房指着黄观说道：“那位便是黄老爷。”

　　结果门前那群人便一窝蜂地拥过来，乱哄哄地和黄观套近乎。

　　“黄爷，小人是从前您府上管家二表弟的邻居，从前还来过您府上……”

　　“黄老爷，小人以前佃过您家的地……还记得不？”

　　“黄老爷，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发善心带携我们一把……”

　　好不容易才回到家乡，也没道理冲着乡亲父老们发火。所以黄观只得硬着头皮向众人询问到底有什么事。原来，这些都是佃农或是小自耕农中的非长子，都是没有土地而必须额外缴纳人头税附加税的人。虽说目前没受什么大灾，也还勉强生活得下去，可第一批移民中有喜欢炫耀的写信回家诉说移民后多么好，甚至还有发了财的衣锦还乡，便惹得家乡一些无地之人纷纷动了心思。性格果绝而又无牵无挂的便移民了，性格犹豫的，今天听说了有邑一等男爵黄观返乡，根据中国人在外地都会尽量照顾家乡人的传统，这些人便又一次动了心思。

　　土地对大明各个阶层的人都具有迷人的魅力。做着出将入相美梦的年青人希望能够去殖民地大显身手；土地投机者企图从中获取暴利；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则把殖民地作为摆脱压迫、寻求新生活的希望。

　　结果，黄观返乡后便遇到了这样一副情景。

　　看着眼前这番情景，黄观不知该喜还是该忧。良久，他终于说道：“都是乡里乡亲的，我黄某人自然会照顾一二。你们也别吵了，都登记……我返回吕宋时就把你们都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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