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茶法 上

　　昨天晚上花了整整一个通宵殚精竭虑地写着那份奏折，可早朝时皇上却根本没出现。wwＷ、qВ⑤、Cｏｍ向太监询问“皇上能否接见自己”，却没能得到肯定的答复。一直到中午也没等到皇上的接见，夏元吉只得闷闷不乐的回到家中。家人做好了饭，可他又哪里有心思吃？发了一会儿呆，睡意便一阵一阵地袭上头来。迷迷糊糊地不知睡了多长时间，夏元吉隐约听见外头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然后听见管家在门外喘着气喊道：“老爷，宫里的公公来了……”

　　夏元吉一个激灵，迅速从床上一跃而起，三步并作两步朝着正院小跑过去。

　　到了正院，却见一位公公正在正院里立等着。见夏元吉过来了，这位公公走到正厅滴水檐下南面立定，面无表情地说道：“有旨意，夏元吉听宣。”

　　待夏元吉伏跪叩头了，这位公公口宣谕旨道：“奉皇上口谕，着夏元吉即刻入养心殿见朕。钦此！”

　　得到旨意后，夏元吉不敢担搁，赶紧出发。

　　待进了养心殿垂花门，夏元吉突然听到肚子里发出咕咕的声音，想了想，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昨天拿到皇上密匣后他没吃晚饭便躲进了书房；今天很早就去参加早朝，自然也就没吃早饭；中午回到家中没有食欲，结果又没吃中饭。也就是说，夏元吉已经一整天都没吃过饭了。不过，现在虽然很饿，却也没机会吃点什么东西了，因为养心殿的总管太监马彬已经迎了上来小声地请了安，然后将他引进殿心殿的暖阁内。

　　暖阁里并没有皇上的身影，夏元吉只看见一个身着六品官服的官员正在全神贯注地看着一本奏折。夏元吉认出那名官员是皇上身边的红人，文渊阁学士、翰林院侍讲杨士奇。翰林院侍讲虽然只是正六品，但杨士奇入值文渊阁后能够参与国家的大政方针，着实是位卑而权重。夏元吉说起来是官居正三品的左侍郎，然而就权力大小而言，他还比不上杨士奇。

　　夏元吉和杨士奇颇有相似之处。两者年纪相仿，前者生于1366年，后者生于1365年，两人只相差一岁。另外，两人幼时生活都很贫困。不过，夏元吉和杨士奇却并没什么交情。

　　夏元吉的父亲在世时任湘阴教谕，虽然家庭称不上富裕，但有着身为教谕的父亲，夏元吉的学识倒还算扎实。十三岁时，夏元吉的父亲去世，他和母亲过了几年孤儿寡母的苦日子，但不久后夏元吉便中了举，接着又被推荐入太学。适逢明太祖朱元璋挑选太学生充实朝廷，夏元吉被选中抄写文诰。同去的太学生对抄抄写写不感兴趣，在房内嘻笑喧闹，只有夏元吉正襟危坐，一丝不苟地抄写。朱元璋对他十分赏识，破格提拔他担任户部四川司主事。说起来，夏元吉虽然在父亲去世后过了一段短暂的苦日子，但官路还算顺畅。

　　而杨士奇则不同，他根本就没中过举。当然，没能中举并不是因为杨士奇智商方面的原因，而是因为此人早年的命运多桀。

　　杨士奇一岁半的时候父亲去世，家庭更加贫困。在这种条件下，杨士奇五岁就能够背诵《大学》，足以证明他的智商很高。六岁的时候，杨士奇的母亲改嫁，嫁给了一位有官职在身的著名学者。

　　杨士奇的继父叫罗性，字子理。罗性性格耿直，但生性高傲而且待人严厉。杨士奇成为罗性的继子后，自然而然地改姓为罗了。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得罗性非常欣赏杨士奇，进而让杨士奇恢复了原姓。

　　事情是这样的：1373年罗家举行祭祀先祖的仪式，八岁的杨士奇看到这个场景，不知道怎么想起了在他一岁半就去世的父亲，于是悄悄从外面捡来土块，做成神位的样子，找到一个无人注意的角落，郑重地向自己亡故的父亲跪拜行礼。杨士奇的行为被罗性看到了。大家都知道，中国历来有着尊崇孝道的传统，看到这个情景后，罗性开始对杨士奇刮目相看，于是不仅让杨士奇恢复了原姓，并且还着力培养他，供他读书。

　　如果没什么意外，杨士奇本该通过各项考试，最终中进士入朝为官，因为他确实有这个实力，但上天实在弄人——仅仅一年之后，罗性因罪被贬职到远方，杨士奇和他母亲的生活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由于家境贫困，杨士奇没有办法向其他读书人那样上京赶考图个功名，为了贴补家用，他十五岁就去乡村私塾做老师。后来，没有功名的杨士奇好不容易在县里混了一个训导，谁知道不久之后又出了事——不知怎么弄的，杨士奇居然把官印给弄丢了。按当时的法律，弄丢官印是要坐牢的。幸好杨士奇并不是读书读傻了的书呆子，眼见祸事临头，杨士奇便毫不犹豫弃官而逃了。

　　之后二十多年，杨士奇一直过着颠沛留离的盲流生活——从这里看，明朝的户籍制度似乎并不比二十世纪的户口制度更可怕，至少杨士奇并没有被什么收容所给抓起来打死。

　　在度过长期学习教书的流浪生活后，杨士奇终于等到了他人生的转机。建文二年（1400），建文帝召集儒生撰写《太祖实录》，三十六岁的杨士奇由于其扎实的史学文学功底，被保举为编撰。到这时，杨士奇才正式走上大明官场。

　　在杨士奇入选文渊阁之前，夏元吉与杨士奇两人一来官阶相差太大，二来前者是正儿八经的举人，而后者只是布衣出身，所以两人自然也就没有什么交往。

　　当夏元吉正在寻思杨士奇为什么也在这里时，突然听到身后传来皇上略带惊讶的声音。

　　“杨士奇，你还没看完？”

　　听到这个声音，杨士奇赶紧离座。待朱棣不紧不慢地走到书桌后的椅子上坐下后，杨士奇和夏元吉一同朝朱棣叩首。

　　对于跪拜礼，朱棣并不强烈反感——反正不是他朝别人下跪。当然，来自现代的朱棣也不至于喜欢中国人动不动就下跪，毕竟这种动作容易诱发人的奴性。只不过，朱棣也知道这种礼仪习俗在古人的心目中早已根深蒂固，想要改变它必会遭受极大的阻力。在朱棣看来，对跪拜礼进行改革的收获未必及得上成本，赔本的买卖他是不会做的。所以朱棣暂时不打算废除跪拜礼，顶多也就是让自己所欣赏的大臣免礼也就是了。

　　遵循着这个原则，朱棣对夏元吉和杨士奇说道：“免礼，赐座。”

　　夏元吉和杨士奇谢恩并斜签着身子坐了椅子上，杨士奇略一欠身向朱棣说道：“皇上，这份折子臣已经看完了。只不过……”

　　看出杨士奇的犹豫，朱棣微笑着说道：“但说无妨。”

　　杨士奇斟酌着说道：“依臣看，皇上制定的这份役法改革计划实在是百姓之福，只不过臣有几点疑问。”

　　“其一，奴婢、佃仆之流必然无力缴纳人头税附税，这笔税赋多半会转嫁给大户。然而臣担心大户会采取诡寄的方式逃避。”

　　“其二，贫民无力承担人头税附税，又不愿背井离乡，民间藏匿人口的事例恐怕会增多。如此一来，国家服役人口数量减少，必然会削弱国力。”

　　“其三，将解运事宜由民间自理改为官府办理后，官吏借机侵欺勒索的弊端固然会消失，然而官营的事物所费钱粮远比民间更多，极端情况甚至是民间自理的数倍。这样一来，恐怕国库不堪重负。”

　　“其四，臣想知道浮动田赋是怎么回事。”杨士奇顿了顿，说道：“若浮动田赋的数额直接由户部核定，想必户部定然会忙不过来；若浮动田赋由地方官员核定，臣担心，地方官吏会借此机会上下其手、侵欺勒索。”

　　一旁仔细聆听的夏元吉修身养气的功夫还不错，并没有露出异样的表情，不过他的心中却惊讶万分。因为，杨士奇所说的这四条，与他写给朱棣的奏折里的主要内容基本吻合。

　　朱棣听完后，微微一笑。

　　“你与夏侍郎倒是英雄所见略同。昨天夏元吉看过朕的役法改革计划后，所写的奏折，其主要内容与你的疑问倒是相差无几，只是更加详细些罢了。”

　　“朕来为你们一一解释。”

　　“关于诡寄的问题其实很好解决。移民的对象可划分为四大类型：一是因犯罪而被流放；二是无力缴纳赋税因而被官府强制移民；三是自愿移民者；四是自费移民者。后两种情况都是以自愿为基础，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虽然自愿移民，但无力承担移民的费用，而后者家产富裕，有能力自行支付移民的费用。”

　　“朕可规定：流放者在流放刑期内身份属于村长或屯长的奴仆，刑期结束后可无偿分得50亩土地；因无力缴纳赋税而被强制移民者，抵达移民点后可无偿分得80亩土地；自愿移民者可无偿分得100亩土地；自费移民者除无偿获得150亩土地外，还可以每亩10个铜钱的价格购买不超过500亩土地。”

　　“同时，朕会下令地方官吏在农村中广泛宣传移民的优惠政策。这样一来，若大户将田产诡寄于奴婢、佃仆名下，一旦奴婢、佃仆知悉其中猫腻进而向官府提出将名下田产充当盘缠进而自费移民，那么他们便能获得极大的好处，而大户则将损失诡寄的田产。即便奴婢、佃仆不知其中猫腻，但由于被迫移民与自愿移民所能享受的待遇不同，因此除非是对寄身于大户人家的生活特别满意，否则，生活困苦的奴婢、佃仆之流说不定会主动产生移民的念头。只要他们决定移民，而官府询问其姓名住址后，根据鱼鳞册一查便知其名下田产。这种情况下，想必奴婢、佃仆们会很愿意将名下的田产充抵盘缠，然后以自费移民的身份获得更多的好处。”

　　“大户诡寄田产于奴仆名下虽然能够节省些许人头税，却极有可能失去田产并且被官府处罚。如此一来，诡寄的行为自然会消失。”

　　夏元吉与杨士奇对视一眼，然后齐声赞道：“圣上英明。”

　　对于“圣上英明”这句话，朱棣听得太多已经免疫了，因此自动过滤。

　　“至于说民间藏匿人口的问题也好解决。民间藏匿人口无非是两种类型，一种是逃往深山老林荒泽峻岭等人迹罕至的地方。前面已经说过，朕会下令地方官员在农村中广泛宣传移民的优惠政策。生物均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去荒无人烟之处苟且生存还是移民并拥有至少一百亩属于自己的土地，想必很容易得出正确的答案。第二种类型则是由地方豪强参与。地方豪强与里甲以及地方官吏勾结，将增殖人口不记载在赋役黄册上，甚至通过各种方法将赋役黄册中完粮纳赋的良民报为逃亡人口，实际上却迫使那些良民成为豪强的奴仆或是佃仆。此举会造成本该由政府获得的赋税被地方豪强吞没。这两种类型的隐匿人口问题都很好解决，那就是让民间百姓举报。”

　　“想要让民间百姓积极举报隐匿人口，自然得给予一定的好处。朕规定：赋役黄册中不曾登记的丁户均属逃奴，举报者将获得官府的奖励。”

　　听到这里，夏元吉皱起了眉。

　　“陛下，若对举报者奖励太少，则民间不会有举报的热情；若给予举报者重奖，这样又必然会增加国库的负担……”

　　“爱卿可曾听说过‘羊毛出在羊身上’这句话。”看到一旁杨士奇显出若有所悟的表情，朱棣赞许地笑了笑。“这种事自然是有奖有罚的。”

　　“对于第一种类型，任何良民将之抓获后均可成为其主人，而且官府免该奴仆三年人头税附税——也就是说，任何良民抓获一个流民，也就等于拥有了一个三年免费的奴仆。至于说第二种类型，良民除了可以抓获赋役黄册上不曾登记的丁户，还可以举报包庇藏匿者。若举报被证实，包庇者将被处以巨额罚款，官府可将一半罚款给予举报者作为奖励。”

　　听到夏元吉和杨士奇齐声颂扬“圣上英明”，朱棣再一次无视。

　　朱棣一伸手，随堂太监黄俨立即将茶杯递了过去。朱棣端碗，用碗盖拨着浮茶，喝了一口。之所以说喝而不说品，是因为朱棣前世并不懂品茶，多好的茶也品不出滋味来。但是现在条件不允许，碳酸饮料是没指望了，冰红茶朱棣也不懂怎么弄，只得将就喝起了茶——好歹是皇帝，喝白开水怎么也说不过去。

　　“至于你的第三个疑问，却是你自己想错了。”朱棣将茶杯还给黄俨，目光神采流焕，侃侃说道：“将解运事宜由民间自理改为官府办理并非指钱粮运送全由官府包揽，而是指由官府出面，雇佣民间劳动力负责运输。朕且先不说将采用什么方法，你们参考一下开中盐法，看有什么好的建议。”

　　夏元吉和杨士奇对开中盐法自然是熟悉的。所谓的开中盐法是指：当商人运送粮食到指定的卫所后，发给相同价值的盐引，这盐引就是可以到产盐地领取盐的手续。因为国家严禁贩卖私盐，所以当商人运的粮食越多，他可以调度的盐就越多，也就能获得更大的利润。开中盐法的实施使精明的商人发现：从内地调运粮食成本太高，于是他们直接在边塞地区雇佣农民开垦土地，直接在当地生产粮食送卫所换盐引，这样一来节省了运费，其赚取的银两更多，渐渐的，这种商屯也延续开来。

　　听到朱棣的提示，夏元吉和杨士奇不约而同陷入了沉思。

　　半晌，夏元吉不太肯定地说道：“不若以开中盐法为例，实施开中茶法？”

　　朱棣不禁一愣。

　　朱棣让他们参考开中盐法，其实是暗指只要对商人诱之利便可解决运输的难题。朱棣的设想是派专员前往产粮区进行公开招标，只要中央政府把招标权牢牢抓在手中，地方政府自然也就玩不了什么猫腻。

　　在朱棣的设想中，茶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甚至将之上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也不为过。

　　蒙古人退居塞外后，比成吉思汗时期以前处于更孤立的状态，蒙古与明朝以及其他国家地区的贸易几乎完全停顿了。由于游牧生活，从前工匠和农民的住地都成了草地。但是，他们对于粮食、纺织品和铁器等金属制品的需要是不可一日或缺的。尽管他们的生活方式大大倒退，但由于蒙古入主中原达百年之久，中原地区的影响并不能马上消失，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也不能马上改变。比如他们吃的是“食兼黍谷”，并非全是肉乳；他们穿的是“衣杂缣布”，“富者至被缇绣”，“食最喜甘，衣最善锦”，其首酋愈以“衣锦服绣”为荣。但这些物品皆非草原所产，为了生活，不得不向中原或其他地区求得。

　　不仅贵族热衷于中原的产品，普通的蒙古牧民对中原的商品同样需求强烈——蒙古族、藏族和色目人因其所居位置的自然环境，只能以畜牧业为主，日常食物多为奶制品和肉类，这些食物内含的酸性物质过多，如果没有茶叶内含的茶碱来加以中和，则会引起许多病症。因此，上述地区的诸民族对茶的依赖性极大。

　　问题的关键在于：茶叶在这个年代不是普通的商品。从表面上说，茶叶是明初政府的垄断商品，往深层次讲，茶叶甚至起着比战略物资更大的作用——毕竟，游牧民族的饮食绝对不能缺少茶叶，简直可以说是“得之则生，不得则死”。借助茶叶对游牧民族的特殊作用，明朝政府只要将茶叶买卖完全控制住，那么不说是扼住了游牧民族的咽喉，至少也是掌握了他们的软肋。

　　在朱棣的眼中，只要茶叶贸易控制得当，其作用至少相当于精兵十万。比如说，某个地区或部落对中央政府特别恭顺，那好，对此地（部落）的茶叶贸易量提高一成；某个地区或部落对中央阳奉阴违，无所谓，对此地（部落）的茶叶贸易量缩减一半；某部落响应中央号召起兵攻打敌对部落，获首级及牛羊若干，非常好，贸易量提高一倍……

　　原本打算专门召开一个会议讨论茶政的，现在听到夏元吉已经谈到了茶政的问题，朱棣稍稍犹豫了一会儿，决定透露一些茶政改革的计划。

　　如果按夏元吉的建议实施开中茶法，那就意味着要把茶叶买卖由国家垄断变为民间自由交易。这显然是弊大于利的。所以说，完全照按开中盐法来实施茶法肯定不行。

　　想到这里，朱棣微微摇了摇头，然后对夏元吉说道：“茶叶是国家垄断商品，不适宜让民间自由买卖。”

　　夏元吉壮着胆子说道：“皇上，茶叶由国家垄断有三弊。”

　　“其一，政府对茶叶生产和流通的干预，虽垄断了茶叶贸易，但却束缚了茶叶生产的发展，抑止了茶户的生产积极性，甚至破坏了茶户的家庭经济。如陕西汉中府茶户，由于茶课负担沉重，‘昼夜治茶不休，男废耕，女废织，而莫之能办也’。如今，不少茶户已经濒临破产。”

　　“其二，政府垄断茶马贸易后，渐渐扩大茶马比价。最初，茶马司定茶马比价：马一匹，茶千八百斤。洪武二十二年六月，明政府压低马价，抬高茶价，定其价：上马一匹，茶一百二十斤；中，七十斤；驹，五十斤。后来曹国公李景隆用茶五十余万斤，得马5181匹，每匹马价折合茶叶三十七斤左右。如此高额的利润，诱使汉族商人纷纷违禁走私。”

　　“其三，由于茶叶利润实在太高，在某些地方，商人只要携茶与之，对方即以金赠，虽一手掌茶，可博金一握！不仅是商人敢于犯禁走私，连官吏也无法抵御这种诱惑。结果，原本是行施政治力量的官吏，现在不仅不去执行政策法令，反而加入了冲破政策法令。”

　　朱棣默然叹了口气，夏元吉所说的道理他又何尝不知？

　　古今中外，无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或多或少总会有人认为个人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即便不知《资本论》为何物，很多人也会本能地根据利润的多少而决定是否做某件事——只要利益足够大，别说是杀头了，凌迟也无所谓！

　　如果只是走私布帛丝绸金银珠宝什么的，朱棣不仅不在乎，甚至还会暗中鼓励。但可恨的是，商人、边疆军民以及官吏为了私利，甚至连属于战略物资的铁器、粮食也要走私。朱棣对这种卖国行为简直是恨之入骨，但气愤也没用，虽说朱棣如今贵为皇帝，但仍然没办法违背经济规律。

　　意识到自己并非无所不能，朱棣颇为沮丧，脸色自然颇为不善。

　　朱棣表情的变化令夏元吉产生了误会。朱棣说茶叶交易不宜让民间自由买卖，他却鼓起勇气向朱棣陈述政府垄断茶叶交易的三弊。接着，朱棣的脸色就变得很差。于是夏元吉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皇上被自己惹怒了。

　　夏元吉心里直发毛。朱棣登基后表现得很温和，但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他却是知道的。

　　虽然有点紧张，但夏元吉并不是软骨头。他一咬牙，决定豁出去慷慨陈辞。夏元吉离开座位跪在地上，一抬头说道：“皇上，国家垄断茶叶交易确实不妥……”话没说完，他的眼一黑，然后一头栽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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