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李凤凰
自从我母亲被关进小黑屋以后,就再也没能迈出那扇小门一步。\wWW。qΒ5.c0m\\直到三年后,她去世。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尸体被抬出小屋时的情景:她脖子上还带着沉重的铁链。白得像石膏的脸上,一双眼睛大大地睁着,破烂不堪的肮脏衣裤,就像罩在一副骨头架子上。我从来都没想到,人会瘦成这样。
我母亲的去世,没有让任何人感到悲痛。
大家都有一种解脱的轻松感。我认为,对我母亲来说也是如此。三年来,从未有过任何人,进小屋打扫过。为了阻挡恶臭的气体泄漏,更为了不让我母亲癫狂的嚎叫声,吓着妹妹和惊扰邻居…城管继父用木扳钉死了所有门窗,还用建筑密封胶涂抹了所有缝隙。门上的一个碗口大的小圆洞,专供往里扔水瓶和食物袋,一周一次。扔完之后立马堵死。
后来我常常猜想:也许,我母亲是被活活闷死的。
自从我母亲疯了以后,我就成了妹妹的“妈妈”,可我那时还不到五岁。
我冲奶粉喂饱她,我为她洗澡,我哄她睡觉。城管继父晚上下班后,总要在酒馆里喝得烂醉后,才肯回家。回来时手里也常常提着一袋菜包子,往桌子上一甩。之后,便一头载在大床上呼呼大睡。
每当这酒鬼喝得烂醉时,我反而会放下心来。而当遇到他半醉回家时,我便会紧张得要死。因为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多半他都会找我的麻烦。至今还令我困惑不解的是,他总是能找到让我自己都倍感合理的理由,惩罚我。
他先是说一通,听上去很有些道理的训导词。接着便是对我进行必要地惩罚。那是一种让我很恐惧、很痛苦、很恶心、很羞耻的身心折磨。这种所谓教育式惩罚,随着我的年龄增长,也在不断升级。
在我十岁那年,我记得他对我说:“你已经是个女人了,我不能再像对待小孩儿那样对你了。因为,你已经是个大人了,你不是总想快快长大吗!”
成年后,我常常想,当年我要是能像邻居家的女孩兰兰那样,背着书包去上学。或许,命运会完全不同。兰兰从卫生学校毕业后,就成了一所大医院的护士。
记得七岁那年,看到兰兰及其他同龄孩子们,背起书包兴高采烈地上学去了。我便跑回家,求城管继父也给我买只书包。那时的我,太想上学了。
一听我说要去上学,他就黑着脸冲我吼到:
“你太笨了,连自己的名子都不会写,怎么能上学呢!五加七等于几,你知道吗?!…”
当时的我,确实还写不出自己的名子,也算不出五加七等于多少:因为,五加七超出了十,而我只有十个手指头。
我记得,为我上学的事,街道居委会主任张大妈,也曾来过我家。当时,张大妈站在我家门口,往里张望了一会。然后,以领导干部的架式严肃地对着,手里还提着酒瓶子的城管继父,说道:
“我说,你应该送这孩子去上学。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犯法:九年义务教育法!”
城管继父盯着张大妈的胖脸,轻蔑地说。“让她上学?…你给她出学费?…”
张大妈被酒气熏得,连连后退。“你没常识吗?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义务教育!”
城管继父又往肚里灌了几口白酒。他逼上前去,将更加浓烈的酒气,喷在了张大妈惊诧的脸上:“义务教育?!…你给她买书、买文具?…还有他妈的杂七杂八的学杂费…他妈的一大堆,谁也说不清的赞助费、捐献费、借读费、卫生费、这个费、那个费…我想都不敢想…义务教育?!…我们上不起!…你没看见我被单位开除了吗?!…”唾沫星像雨点般,倾泻在张大妈到脸上、身上。“…他妈的…说我酗酒打骂街头小贩…谁摊上个疯婆娘不喝酒?…开除我…我不喝酒能撑下去吗?…再说,我们城管,不就是管这些的吗?…你说说看,你也算是个政府干部…我要是不管,街头小贩还不像蝗虫一样铺满全城…”张大妈转身走了。“…嗨!…主任您别急着走啊!…听我把话说完…我这也是民意啊!…”
就这样,再也没人过问过我的失学。我丧失了可能会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我继续做我的“家庭主妇”:带孩子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还要满足城管继父的各种难以启齿的**。
不过这些年也有让我开心的事情发生:
首先,城管继父不再像我小时候那样打骂我了。其次,我妹妹在我九岁那年上学了。最重要的事是,政府城中村改造,我们这片棚户区全部被推倒,盖起了几栋高层居民楼。我们这些原住户,都成了这些有电梯大楼的业主。我家三口分到了两室一厅的套房。
拿到新居钥匙后,妹妹立刻态度十分坚决地冲我说:
“我不想再与你同住一间卧室了。”
“那我…”没想到,我一手带大的妹妹,会对我说出这种话来。
“我看,你晚上就睡客厅的折叠沙发吧。”城管继父做出决定。
不过,在之后的大部分夜间里,妹妹房间的灯光熄灭后。他便会轻轻来到客厅,将我从沙发上拽起。我也早已习惯,总会顺从地跟着他,走进他的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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