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五章 分歧 上

　　大多数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争论都是因为其理念的不同。

　　共和五年的国人，很少有人也很难有人会赞同司马对工人的实行的福利政策，还有对工人的生活通过每月以发放食品券的方式进行补助的作为。

　　在司马自己看来，只是想过过这些福利的发放，能够挽留这些熟练的工人，让这些工人最终从潜意识中认为公司是他们的家，必竟口外的环境不比关内。

　　至少从去年马匪来袭时大多数工人的表现来看，司马很庆幸自己的对工人的高福利，取得相当成功的回报，可以说这个福利待遇是整个西北公司的所有正在实行的管理之中，司马个人最满意、最自豪的一样，而现在却被这个穆藕初批的一无是处，这让司马的脸色怎么可能好看起来，心里怎么可能没有火。

　　“穆经理，公司现在之所以实行带薪年假制度，是出于公司的现况考虑，现在我们西北公司六千多名工人，其中只有数十名来自本地的工人，其它工人都是从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招工而来，每年放一次长假让其回家探亲，也是人知常情。”

　　司马深呼吸两下后，缓了缓心里的怒火说到。

　　“至于公司为什么实行高福利，那是因为口外的恶劣的生活环境不比关内大城市，公司只能通过高工资、高福利的方式挽留这些熟练的工人，最终因为公司对这些工人的关心，使得这些工人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家，更何况事实已经证明，在公司遇到危机的时候，这些工人不但没有背叛公司，反而和公司一起共渡难关，我想如果没有公司从福利上着手对这些工人如家人般的关心，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效果。”

　　司马并没有给穆藕初说话的机会，就连珠炮一样把话一下说完，反正目的只有一个，公司现在执行的福利政策绝对不能动。

　　“不可否认，公司的福利政策的确是可以收挽人心，但是如果我们和那些工人签定契约的话那些工人还会离开吗？如果离开他们就需要赔偿公司的损失，这些人是公司培训出来的，赔偿公司损失也无可厚非。我个人还见意公司应立即停止现行的八小时工作制，改为十二小时工作制，以更有效的利用工人，尽可能降底公司各下属分厂的运营成本。”

　　穆藕初对司马的反对并没有当成什么，穆藕初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福利政策肯定大都出自眼前的这个司马少爷的手笔，也只有这种少爷出身的人才会做出如此的决定。

　　听到穆藕初的说的话之后，司马看着眼前的这个穆藕初，在后世时司马曾经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后世的国内那些资本家为什么不能主动的提高工人的待遇？其实其无非就是为了谋取利益的最大化罢了。

　　谋取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到也无可非意，必竟这些资本家经营的目的就是为了谋求利益，如果仅仅只是为了谋求利益，司马会在这个时代办厂吗？显然这和司马的初衷有违。

　　司马并不知道的是，在实际历史上就因为用工方式，穆藕初还跟当时的思想界进行过一场轰动一时的论战。

　　1920年，厚生纱厂赴长沙招聘女工，当地的《湖南日报》连续发表文章严厉批评厚生的招工行为，其炮火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劳动工时长达12小时，二是每月工薪为8元。

　　穆藕初发表文章反驳，认为“予深信欲救中国之贫弱，舍振兴各种主要实业外，无他道”。还嘲讽说，“敢忠告一辈学者，自今以往，脚踏实地，不向空际捉摸，力从实处研究，宁以行胜，勿以言胜”。

　　他的驳文引来朱执信的猛烈抨击，朱当过荪中山的秘书，也是第一个把马克思介绍到中国的理论家，他在《实业是不是这样提倡？》一文中，认为穆论荒谬，实业家不能以救国为理由大赚其钱，只有根除分配不公，才能实现社会进步。

　　这场大辩论把大名鼎鼎的陈芏绣也卷了进来，他在《新青年》上刊登《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的长篇调查，认为厚生纱厂的做法是榨取剩余价值，穆藕初应该“由个人的工业主义进步到社会的工业主义”。

　　看着眼前的穆藕初，司马想起实际上在后世的中国也曾经有过小范围的反思，反思国内的中国“低工资模式”是否竭泽而渔，当时在机关工作的司马也曾经参加上网上的论战，实际上在司马的博客中有大量的此类文章，正是因为那次和网友之间长达一年多的争论，才会让提高工人工资、提高福利政策成为司马办厂的工人待遇核心内容。

　　“你我只是理念上的不同罢了，现在让我们两先搁置你我之间理念上的不同，我给你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吧！”

　　想到后世全世界普通实行高福利待遇的时候，国内企业仍然尽可能的压底工人工资和其它福利，以降底自身运营成本，以增强市场竞争力，更何况是这个时期的国人，不过难得的是这穆藕初会直接点出来，想到这里司马便平缓了自己刚才有些激动的心情说到。

　　“第一种情况：假设在一个地方发现了金矿，来了一个人投资建了一个矿场，雇一百个工人为他淘金，每年获利1000万，矿主把其中的50%做为工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每年收入5万，他们拿一万来租房子，剩下的四万可以结婚，生孩子，成家立业，矿主手里还有五百万，可以做投资。

　　因为工人手里有钱，要安家落户，所以，房子出现需求。于是矿主用手里的钱盖房子，租给工人，或者卖给工人。工人要吃要喝，所以，开饭店，把工人手里的钱再赚回来。开饭馆又要雇别的工人，于是工人的妻子有了就业机会，也有了收入。一个家庭的消费需求就更大了。

　　这样，几年之后，在这个地方出现了100个家庭。孩子要读书，有了教育的需求，于是有人来办学校，工人要约会，要消费，要做别的东西，于是有了电影院，有了商店，这样，50年过去以后，当这个地方的矿快被挖光了的时候，这里已经成了一个10万人左右的繁荣城市。

　　而第二种情况是这样的：假设同样发现了金矿，同样有人来投资开采，同样雇100工人，同样每年获利1000万，但是矿主把其中10%作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一年1万。这些钱只够他们勉强填饱肚子，没有钱租房子，没有钱讨老婆，只能住窝棚。

　　矿主一年赚了900万，但是看一看满眼都是穷人，在本地再投资什么都不会有需求。于是，他把钱转到国外，因为在本地根本就不安全，他盖几个豪华别墅，雇几个工人当保镖，工人没有前途，除了拼命工作糊口，根本没有别的需求。

　　唯一可能有戏的就是想办法骗一个老婆来，生一个漂亮女儿，或许还可以嫁给矿主做老婆。50年下去以后，这个地方除了豪华别墅，依然没有别的产业。等到矿挖完了，矿主带着巨款走了，工人要么流亡，要么男的为盗，女的为娼。”

　　司马所说的这个例子对司马影响很深，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其实就是拉美和美国不同的发展轨迹。

　　也许后世美国人应该说，感谢华盛顿，他为美国缔造了最现代最科学的政治体制，感谢亨利．福特，他一手缔造了美国的中产阶级。

　　而拉美国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的大独裁者创造了掠夺性的经济体制，以一种豪强的姿态疯狂瓜分着社会财富，而使整个经济虚脱，再也无力发展。

　　但是中国有这么幸运吗？显然没有，后世通过不停的压榨工人以降底生产成本运营的方式已经证明于国于民无利可言，可是无法进入高端市场的国内产品，只能以底成本来谋求市场，表面上看是争取到了市场，但是实际上却牺牲国家的未来。

　　同样的错误司马不愿意犯第二次。相比之下司马比起其它商人要幸运的多，至少在完成原始积累上面，不需要通过尽可能的压榨工人来实现，而且工厂现行的商品大都是高利润商品，让司马完全有能力提高工人的福利待遇。

　　也许在这个时候的中国，并没有多少有会知道福特的启示，但是如果没有福物也许就没有美国的中产阶级，没有庞大的中产阶级，会有后世的美国吗？

　　虽然中国的实际情况决定了司马不能和福特一样做同样的事，必竟国内的实际在那摆着，如果司马像福特一样冒然提高工资，那么很有可能导致国内民族企业，因为劳动成本的提高以至于在市场上无法生存，这些显然不是司马所乐意看到的。

　　但是司马却可以通过福利补贴去做一些事情，司马个人无法改变世界，但是至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一些事情。

　　如果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那么也太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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