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四章 千钧一发
第五十六章创新之举
在二零四一年，全球各国的主要军备项目中，最受关注的就是中国陆军的“未来地面战平台”。原因很简单，这是全球第一个真正进入了军方订购目录的地面综合平台项目，也是中国陆军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内，开出的第一个综合性军备项目，甚至可以说得上是第一个大型军备项目。
该项目完全实现的话，总花费将在十五万亿元以上。
毫无疑问，这是当时中国、甚至是全球最大的军备项目。与之相比，J-31/J-33项目的总预算也只有十二万亿元，而美国的YF-52/YF-53项目的总预算为二万四千亿美元，即便是预计建造十艘的C3航母项目的总预算也只有六万亿元，而美国的“美国”级超级航母的总预算仅为二万二千亿美元。
不可否认，J-31/J-33也很有吸引力，特别是在YF-52/YF-53项目的衬托下，把中美军备竞赛提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上。在陆军方面，美国却没有能够与“未来地面战平台”匹敌的综合性项目。准确的说，美国陆军的综合作战平台项目进展迟缓，研制费用严重超标，一度面临下马威胁。
当然，“未来地面战平台”的顺利推进，也使美国陆军获益匪浅。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中国陆军的“未来地面战平台”项目刺激了美国，让美国国会没有砍掉美国陆军的类似项目。
二零四一年底，“未来地面战平台”取得了第一个重大进展：基础平台定型。
前面已经提到，陆军在招标的时候就明确要求，尽可能的采用综合电力系统，底盘最好是纯电力驱动。
对参与竞标的三家公司，即中国北方重型工业集团、中国南方机械工业集团与衡泰重型工业机械集团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关键不是没有合适的电动机，而是纯电力驱动带来的能量储备问题。
要知道，这意味着，底盘里没有内燃机，而是由蓄电池为电动机供电。
三家公司中，前两家为国营企业，也是国内最大的两家重型工业集团，衡泰集团则是国内最大的民营重型工业集团。
因为陆军没有定死标准，还有商量余地，所以北方重工与南方机械都在初始方案中，采用了燃电混合动力系统，即由燃气轮机驱动发电机，并且单独安装一套为电磁炮供电的蓄电系统。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不失为较为合理的解决方案。
只是存在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即底盘重量严重超标。
在不安装装甲的情况下，北方重工的设计方案重达二十八吨，南方机械的则达到了惊人的三十二吨。这就意味着，如果安装上装甲，两者的重量都将突破四十五吨，再加上作战模块，反装甲型的战斗重量很有可能突破六十吨。如果需要提高防护标准，则突破七十吨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显然，陆军肯定不会接受一辆重达七十吨的主战坦克。
要知道，空军主力运输机的极限运载能力也只有七十吨出头，而陆军主战坦克的战斗重量最多只能达到六十五吨，最好能够控制在五十五吨以内，才能保证用一架运输机运送一辆坦克的全部装备。
事实上，即便是五十五吨也超过了陆军的要求。
原因很简单，现在搞的只是基础型号，在装备部队的时候，肯定会提供配套的披挂式反应装甲，因此必须留出四到五吨的余量，确保在披挂反应装甲之后，主战坦克的机动性能不至于严重降低。
按照陆军提出的指标，五十五吨是上限，最好能控制在五十吨以内。
显然，北方重工与南方机械的方案不可能控制在五十五吨以内。
与两家国营企业相比，衡泰集团把重点放在了动力系统、或者说是电力储备系统上，即以攻克纯电力驱动技术难关为主。
受此影响，衡泰集团的研制进度最慢，只是也最受陆军关注。
要知道，衡泰集团是国内最大的电力设备与蓄电设备制造商，其生产的高性能蓄电池已经广泛应用在了电动汽车、电动飞机、电动游艇上，还为海军开发出了潜艇用的高性能蓄电模块。
陆军发出招标的时候，衡泰集团已经制造出质能密度高达每千克四百伏安时的高性能燃料电池，相当于汽油燃值的百分之三十三，而电动机的能量转化效率比内燃机高得多，具备了取代内燃机的能力。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还不具备量产能力。
不管怎么说，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样品不具有代表性。
只是可以承认，衡泰集团取得的成果有很大的应用潜力，也引起了陆军高度重视，并且得到了军方的全力支持。
如果这种高性能燃料电池能够量产的话，电动机取代内燃机就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
最先受益的，肯定是军队。
除了陆军，海军与空军也获益匪浅。比如，用高性能燃料电池取代潜艇上的蓄电池，甚至有可能取代核反应堆，制造出性能不亚于核潜艇的电动潜艇，空军则能制造出性能更加先进的长航时飞机。从后勤保障的角度出发，如果能够解决发电设备小型化问题，比如制造出小型聚变核反应堆，就不再需要向前线运送燃料，用一台小型反应堆就能为成千上万的坦克战车补充电能。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确实残酷的。
到二零四一年，衡泰集团也没能找到大规模量产的方法，只是以实验室试制的方式，生产出了足够组装一辆底盘的燃料电池，并且根据试制测出的数据，向陆军递交了总体设计方案。
按照衡泰集团提交的方案，底盘不包含装甲部分的总质量能控制在十四吨以内。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果，也足以让陆军下定决心。
要知道，如果衡泰集团的方案没有太大的偏差，反装甲型号的总质量肯定不会超过五十吨。当时衡泰集团没有提交详细的设计方案，但是陆军利用底盘设计方案，对各种作战平台进行了估算。
可以说，衡泰集团方案的最大成功之处就是采用了综合电力系统。
到了年底，衡泰集团向陆军交付了第一辆底盘，供陆军进行性能测试。
必须承认，这辆底盘足够先进。
当时，在配重五十吨、采用履带行走机构的情况下，最大公路速度达到了每小时八十五公里、最大越野速度为每小时五十五公里，公路最大行军里程为八百四十公里、越野最大行军里程为四百六十公里，爬坡能力达到了百分之四十二。更重要的是，在耗尽电能后，使用专用充电设备，能在十五分钟内补充百分之八十的电能，全充电时间也只有两个小时，而使用民用电网的话，补充百分之八十的电能只需要四十五分钟。至于可靠性，连续行军三万六千公里没有出重大故障。
如果能够量产，这绝对是陆军作战平台的理想底盘。
事实上，只要解决了底盘问题，其他作战模块根本不是问题。
在二零四一年初，北方重工下属的枪炮集团就研制出了三十五毫米线圈电磁炮，测试时的炮口能量达到了三十六兆焦，比一百四十毫米电热化学炮提高了百分之八十，而且还有大约百分之二十的提升空间。如果有合适的弹种，这门电磁炮在两千米处的穿甲能力能够达到惊人的一千八百毫米。也就是说，任何一种第五代主战坦克在全披挂的情况下，也挡不住这门电磁炮打出的穿甲弹。
当然，线圈电磁炮绝对是“电老虎”。
试制样炮的能量转化效率只有百分之十四。也就是说，如果使用衡泰集团的燃料电池提供电能，每发射一枚全威力穿甲弹，就要耗光一百八十公斤电池里的全部电能，而按照一个基数四十八枚炮弹计算，仅用于发射这些炮弹的蓄电池就需要八千六百公斤，而四十八枚整装一百四十毫米穿甲弹的总质量也不过两千多公斤。也就是说，武器弹药系统的质量比第五代主战坦克提高了三倍。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提高线圈电磁炮的能量转换效率。
说得简单一点，如果能量转换效率提高一倍，在炮弹质量可以忽略的情况下，武器能源系统的总质量就能降低一倍。如果达到轨道电磁炮的百分之四十，那么武器能源系统的总质量能降低到三千公斤左右。
当然，必要的时候，也可以使用轨道电磁炮。
只是从发展趋势来看，线圈电磁炮的潜力更大，而且线圈电磁炮是实现小口径、高能量的唯一途径。如果采用轨道电磁炮，在炮口能量不变的情况下，口径将超过一百毫米，系统总质量不会降低多少。
到二零四一年底，最大的好消息是：衡泰集团终于攻克了高性能燃料电池的制造难题。
虽然根据衡泰集团提交的报告，初期生产效率不会很高，而且成品率也不会很高，但是肯定能够量产，而且在生产规模足够大的情况下，就有足够的资金提高生产效率，提高成品率。
到此，陆军才下定决心，把合同交给了衡泰集团。
当然，北方重工与南方机械也没有被排除在外，其中北方重工负责反装甲、多用途与火力支援模块的研制工作，南方机械负责防空模块、复合装甲、主动防御系统的研制工作，衡泰集团则负责底盘、行走机构、武器能量系统、电子系统与观瞄系统，三家公司最迟在二零四二年底提交试制样品。
按照陆军的规划，最迟二零四三年，“未来地面战平台”就将进入工程生产阶段。
第五十七章收获的季节
“未来地面战平台”除了开启电动时代之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意义，即中国的民营军火企业首次在重大军备项目中，击败了国营军火企业，成为项目总承包商，并且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技术。
在此之前，中国民营企业已经在军火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就。
比如，在J-30与J-32项目中，有三分之二的子承包商是民营企业，提供了包括电子系统、作动系统、机翼结构组件等零备件，还承担了部分后勤保障设备的研制与生产工作，为国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可以说，在二零三零年之后的所有军备项目中，都没有民营企业的贡献。
只是，在“未来地面战平台”项目之前，民营军火企业从未担任过总承包商，而是以子承包商的方式，参与建设与制造工作，仅跟总承包商接触，没有机会跟军方合作，国营企业仍然是军火领域的领头羊。
当然，不能说中国军方存在偏见。
军火行业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工业与科技实力的制高点，需要足够的技术积累，而民营企业在这方面严重缺乏经验，也不大了解军方的需求，更不清楚该如何系统的研制一种全新的武器装备。
说得直接一点，研制武器装备，靠的不仅仅是创新与激情。
比如，在商务飞机领域，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的安翔集团就败给了西安飞机制造集团，但在战术运输机项目上，其设计方案不是不够先进，也不是没有可行性，而是不大对军方的胃口，因为安翔集团把战术运输机设计成了一种非常舒适的飞机，而空军需要的却是一种非常皮实的飞机。说得简单一点，战术运输机需要有足够的可靠性与耐用性，能够适应各种极端环境，而不是为乘员与载员提供舒适的乘坐环境，更不是用五花八门的电子设备填满整个驾驶舱。
安泰集团能在“未来地面战平台”项目中取胜，与其长期从事重型电动运输车辆与重型电动工程设备的研制与制造工作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这两种重型民用设备与陆军的作战平台有很大的相似性。也正是如此，安泰集团积累了足够丰富的经验，而且在参与24式主战坦克的研制与生产工作中，对军方的需求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也就知道该如何来满足军方的胃口。
当然，牧浩洋关心的不是谁成为了“未来地面战平台”的主承包商。
他只关心陆军能否在二零四五年之前为八个主力集团军换装，从研制进度来看，这个希望不是很大。就算“未来地面战平台”能在二零四三年底量产，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也最多只能为两个集团军换装。
对牧浩洋来说，这显然是个麻烦。
陆军肯定会要求增加军费预算，特别是装备预算，而其他军兵种同样需要有足够多的经费来采购新式装备。
更让牧浩洋觉得棘手的是，陆军与陆战队肯定会发生矛盾。
原因很简单，“未来地面战平台”也有陆战队的份，因为陆战队提供了百分之三十的研制经费。可问题是，在研制过程中，陆军起主导作用，因此针对陆战队的型号肯定无法如期完成。
要知道，陆战队型号与陆军型号的差异不仅仅在作战模块上，还在底盘上。
陆军只要求底盘具备有限的浮渡与潜渡能力，而陆战队则明确提出，必须具备高速航渡能力，即在由海到陆的过程中，平台的航行速度不低于三十节，以最大限度的缩短向海滩发起冲击的时间。
要知道，这也是登陆作战中最危险、最易受到打击的阶段。
如此一来，陆战队型号的底盘就得重新设计，比如采用收放式地面行走机构与喷水式水上推进器。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等于重新设计一种底盘。
因为受前期研制不顺影响，所以直到二零四一年底，陆战队型号的研制工作都还停留在图纸上。
为了这件事，庞跃龙已经找过牧浩洋好几次。
用庞跃龙的话来说，在攻打印度的战争中，总不能让陆战队官兵涉水上岸吧。
如果不是牧浩洋劝阻，庞跃龙在二零四一年初就将拒绝为“未来地面战平台”提供配套研制经费。
当时，庞跃龙的想法是另起炉灶。
只是，真要单干的话，陆战队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划拨给陆战队的军费根本不足以研制出一种全新的两栖战平台。
事实上，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
比如在J-31/J-33项目中，晏鹰搏就一直坚持首先让J-33量产，而母祁铁则坚持认为应该让J-31首先量产。在海军造舰计划中，陆战队也一直要求确保两栖战舰的建造进度，不应该过分偏袒海军。连空军与陆军这两个几乎不沾边的军种，都在低空攻击机项目、战术运输机项目上吵得不可开交。
牧浩洋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不是副总参谋长，而是和事佬。
还好，早在十多年前，牧浩洋就习惯了这样的处境。
如果说二零四一年是装备项目大爆发的一年，那么二零四二年，就是各个装备项目大丰收的一年。
第一个成果就是J-31/J-33项目定型。
原本计划要到六月底才结束的验收试飞在四月初就全部完成了，沈飞的验收成绩比成飞高了十几分，而且都是在关键技术指标上的得分。牧浩洋没有立即宣布竞标结果，而是委派军方技术专家，对两家制造厂的方案进行技术审核，即确定技术成熟度，以最终确定工程制造的可行度。
两个月后，技术专家提交了评估报告。
虽然沈飞方案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是在主要技术难题已经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工程可行度只略微低于成飞方案。
这份报告，最终决定了J-31/J-33项目花落谁家。
为了安抚成飞，牧浩洋跟沈飞签合同时，明确要求在二零四四年第四季度，交付第一批量产型J-31与J-33，而J-30与J-32的生产工作将排到二零四四年底，且在J-31与J-33满足了空军与海军需求之前不对外销售。也就是说，在未来几年之内，J-30与J-32仍然是中国第五代战斗机的主力外销机种。此外，如果沈飞无法按时交付J-31与J-33，除了支付违约罚款之外，成飞将在二零四五年继续生产J-30与J-32，且产量不低于空军与海军在当年订购的J-31与J-33的总量。
这份合同，在保证了成飞利益的前提下，还极大的刺激了沈飞。
说得直接一点，J-31与J-33项目只要还没完成，就随时有可能下马，由J-30与J-32替代。
当然，限制J-31与J-33出口，也是为了避免技术外流。
要知道，J-31与J-33的技术基础比J-30与J-32整整领先了十年，而且在过去十年间科技发展速度比往常快了好几倍。甚至可以说，沈飞用在J-31与J-33上的某些技术，已经达到了第六代战斗机的标准。
紧接着艘“昆仑山”级航母也下水了。
因为海军已经开出了C3航母的战术指标，将在第三批“昆仑山”级航母进行舾装的时候招标，所以四家实力雄厚的造船厂都野心勃勃，希望成为主承包商，也就得在建造“昆仑山”级航母的时候有所表现，给海军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结果就是艘航母都提前了数个月下水。
难能可贵的是艘航母的建造质量都超过了标准。
当然，离服役还有一段时间，因为还需要进行码头舾装，然后是船厂海试、军方海试与作战测试。所有的测试完成之后，还要交付海军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测试性训练，然后才能宣布服役。在服役之后，至少需要一年的集中训练，那些新征召的舰队官兵与航空官兵才能掌握所有基本技能。
随后，大批海军订购的战舰要么下水、要么正式交付。
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消息，仅在二零四二年六月底到二零四三年六月底之间，中国海军就接受了三十四艘大型战舰，还有二十八艘在进行码头舾装，十二艘预计在二零四三年底之前服役。
到了年底，衡泰集团向陆军交付了第一套四十八辆“未来地面战平台”。
按照陆军的要求，其中十四辆是反装甲型、十辆多用途型、十辆火力支援型、八辆防空型与六辆工程型。这些坦克战车将用于技术与战术测试，包括在各种环境下按照陆军的标准进行实战测试。
与空军的战斗机不同，如果这些坦克战车能完成陆军测试，就不会做太大的变动。
也就是说，只针对测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改进，只要改进后能达标，陆军就会下达正式订单。
当然，陆军的测试也极为严厉。
比如，五种型号的作战平台都要去塔里木盆地，在夏季四十五度的高温下，连续行军三万公里，期间不得更换润滑液与制冷液，只要有一辆平台没有过关，就要重新开始，再次跑满三万公里。
可以说，所有测试都是在模拟极端作战环境。
用陆军的话来说，合格的装备就是能在任何情况下正常使用。
当然，只要通过了测试，衡泰集团、北方重工、南方机械就能顺利获得高达十多万亿元的巨额订单。说得不客气一些，陆军的订单，能让这三家军火商在未来二十年内赚得盆满钵满。
第五十八章新班子
进入二零四三年，很多在二零三八年立项，在二零四零年或者二零四一年进入高速发展期的装备项目，在二零四三年都陆续结出成果，由开发期进入制造期，并且陆续交付部队列装。
当时，最引人瞩目的还是J-31与J-33。
六月份，沈飞就向军方交付了第一批工程制造型的J-31，说得直接一点，就是小规模量产型。一个月后，第一批J-33也交付给了海军。在大规模装备之前，空军与海军将进行军方试飞，即弄清楚战斗机的飞行包线，进行武器系统整合测试，以及利用这些战斗机培训第一批飞行员。进入大规模量产阶段之后，这些战斗机都将移交给飞行教导部队，做为教练机使用。
事实上，到这个时候，J-31与J-33量产已经不是问题了。
只是为了保险起见，厂方还是得等到军方试飞完成之后，才会安排量产，因为在军方试飞中有可能遇到问题，厂方必须在量产之前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拿到军方的订单，也才能正式量产。
紧接着，陆军的“未来地面战平台”也完成了军方验收。
在长达大半年的验收工作中，五种平台都经受住了最为严酷的考验，比如在塔里木盆地的高温行军测试中，反装甲平台的最大无故障行军里程达到了四万七千六百五十三公里，比陆军的要求高出了接近百分之六十。在青藏高原无人区的极端低温高原环境下，五种平台的低温启动性能都远远超过了陆军提出的要求。当时，陆军还提高了极限测试，即在没有润滑液与制冷液的情况下，能够正常运行多久，而最佳结果是行军一千三百多公里，最差的也超过了八百公里。
当然，也不是没有问题。
在火力性能测试中，北方重工研制的三十五毫米线圈电磁炮在高温环境下，没有能够达到陆军提出的射速要求，主要就是电磁炮的冷却系统余量太小。此外在穿甲能力测试中，也没能达到陆军的要求，主要是北方重工开发的新式穿甲弹的外弹道不够稳定，降低了穿甲能力。
总体来说，五种平台均已达到陆军的要求。
年底，陆军向总参谋部提交了采购申请，即首先量产反装甲型与多用途型，在二零四四年六月份量产火力支援型与防空型，工程型则在二零四四年底量产，确保能在二零四五年之前装备两个主力集团军。
这就意味着，陆军在二零四四年的装备费用将高达三万亿元。
显然，这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要知道，在陆军之前，空军与海军已经提交了采购申请，在二零四四年的装备费用分别为一万七千亿与二万一千亿元。这还没有算上陆战队的装备采购计划，就接近七万亿元，把陆战队的算上，恐怕离八万亿也不远了。在二零四零年，军费总开支也就这么多。如果把其他方面的开支算上，那么二零四四年的军费肯定会突破十三万亿元，比二零四零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三。
牧浩洋的工作，就是想方设法的为军方搞到这笔开支。
可问题是，现在已经不是二零四二年了。
年中的换届选举中，黄瀚林顺利当选国家元首，杜小蕾则出任国务院总理，钟盛林出任国家副元首，万宏涛出任常务副总理，黎平寇没有退休，而是以军事统帅的身份继续在中央任职。
当然，牧浩洋也顺利成为了总参谋长。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几年后，牧浩洋才知道，当时为了保他出任总参谋长，黎平寇向黄瀚林妥协，没有坚持让钟盛林出任国务院总理，而是换上了较为温和的杜小蕾，而作为副元首，钟盛林基本上没有实权。如果不是牧浩洋出任总参谋长的话，那么就是母祁铁。以当时的情况，不管是黎平寇、还是腾耀辉，都不会支持母祁铁，因为在战争即将爆发的情况下，母祁铁没有统领全军的能耐。
作为政治交易，万宏涛出任常务副总理，也算是一个解脱。
要知道，如果他继续担任国防部长，牧浩洋的日子肯定不好过。
让牧浩洋稍感欣慰的是，黄瀚林并不软弱，而且与黎平寇有相似的从政经历，因此在处理军队事务的时候比较理智。
说得直接一点，就是比较好说话。
当然，这也与黎平寇的影响有关。
作为新上任的国家元首，黄瀚林在军队里缺乏影响力，黎平寇又是军事统帅，所以在处理军队事务的时候，黄瀚林肯定会偏向于军队，而不是处处跟军队做对，以此来博取军方的好感。
赶在元旦假期前，牧浩洋带着二零四四到二零四五财年度军费预算报告去了元首府。
“需要这么多？”
“这还是保守估计。”牧浩洋说的是实话，因为他知道，在军费问题上耍客气，受伤害的是军队。“陆军只计划为两个集团军换装，空军也把战斗机采购量压缩到了四百架，海军还推迟了大部分战舰的建造进度。如果完全按照二零三八年制定的装备规划进行，仅装备预算就需要十万亿元。”
“这么说，军队还挺客气的。”
牧浩洋勉强笑了笑，知道黄瀚林在开玩笑。
“你跟总理商量了吗？”
“我觉得，总理那边应该没问题，关键在全体代表大会。”
黄瀚林点了点头，说道：“全体代表大会那边，我会帮你解决。上个月，李明阳提供了一份情报，美国电力公司在印度建造的第一座可控聚变核电站已经并网发电，虽然只有三千万千瓦，要到明年才能达到五千万千瓦的发电量，但是这已表明，印度正在加快国防工业建设速度。”
“很明显，美国与印度都知道，我们的耐心即将耗尽。”
“作为军人，你觉得我们有必要为此打上一场吗？”
“元首，这不是我们的选择。”牧浩洋长出口气，说道，“我们也愿意和平相处，可是总有人不希望看到我们发展壮大，所以总会给我们制造麻烦。忍让总得有个限度，如果没有限度，那就会丧失尊严，丧失一切。军事情报局提供了确切情报，美国援助给印度的武器装备已经足够武装六十个师了，还提供了上千架战斗机。不出所料的话，第一艘航母将在一个月内抵达印度。不管我们是否愿意相信，到了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得面对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印度。”
黄瀚林也长出了口气，说道：“看来，确实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元首，也许你认为我是个不折不扣的战争份子，但是我认为，在这个时候，任何与和平有关的幻想都不切实际，也没有任何好处。既然我们已经做出了决定，而且局势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我们就没有必要感叹惋惜。”牧浩洋稍微停顿了一下，语气坚定的说道，“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去考虑该如何打赢这场战争，而且是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让尽可能多的将士载誉而归。”
“你是否觉得，我没有这个决心与勇气？”
“不，当然不是，只是……”
“只是不如傅老？”
“这……”
黄瀚林笑了笑，说道：“也许，你们都认为我是一个较为软弱的领导人，没有在重大问题上做出关键决策的魄力。不管你是否相信，你得知道，我们是一代人，有着相似的经历与阅历，也有着相似的价值观。我只是认为，在关系到国家、民族、人民的重大决策上，我们必须慎重。要知道，我们做出的任何一个重大决策，特别是战争决策，都将对成千上万的人产生影响，也将让成千上万的将士赴汤蹈火。为国效忠、为国而战是军人的职责，可是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军人就应该战死沙场，军人就应该抛头颅洒热血。只有慎重决策，我们才能让军人的牺牲变得最有价值。”
牧浩洋的眉头跳了几下，觉得黄瀚林一下变了个样。
“当初，在做出决定的时候，老黎找我单独谈了半个小时。你也应该知道，在后来的表决上，我首先支持老黎的战争决策。”
牧浩洋点了点头，表示明白黄瀚林的意思。
黄瀚林叹了口气，说道：“你明白就好，其他的我也不用多说了。这份预算报告，你拿回去重新整理一下，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必须的，二是有需求的。其他的事情，我会帮你解决。”
“元首……”
“如果战争在二零四五年爆发的话，那么这份预算报告将起到关键性作用。”黄瀚林稍微停顿了一下，又说道，“虽然我在最初的时候不打认同老黎的决定，但是只要我们下定了决心，就不应该犹豫。”
牧浩洋点了点头，说道：“行，我整理好之后再来找你。”
“不用急，时间还很充足。”
牧浩洋没再多说什么，起身告辞离去。
对二零四四到二零四五财年度的军费预算来说，时间确实很充足，因为要到四月份才提交给全体代表大会审议。可是对即将爆发的战争来说，时间一点都不充裕，即便预算报告得到通过，情况也不容乐观。
第五十九章起始点
按照黄瀚林的要求，牧浩洋把军费预算报告弄成了两部分。
在国务院审批阶段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杜小蕾还建议牧浩洋把预算提高一些，这样才能在全体代表大会审议阶段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不留余地的话，全体代表大会肯定会习惯性的砍掉一截。
当时，杜小蕾还提到了一点，即美国国防预算的增长幅度也不小。
也就是说，完全可以拿美国国防预算说事，让全体代表大会的那些代表知道，如果不提高国防预算，国家安全就没有保证。按照前几年的情况，全体代表大会一般会批准略微超过美国的国防预算。
到了三月份，预算就不再是悬念了。
当月，美国联邦政府向国会提交了总额为六万七千六百四十三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并且在经过三天审议之后，以微弱多数票在众议院获得通过，随后在参议院获得了七十四名议员支持。
折换成人民币的话，相当于十六万五千亿元。
这么一比较，牧浩洋在年初提交给国务院的国防预算就算非常客气了，总额才十五万八千亿元。
为此，杜小蕾还把牧浩洋叫了过去，让他想办法再弄两万亿元的预算项目进去。
当然，增加预算项目根本不是问题，因为被牧浩洋压住，没有写进预算报告的项目总额高达好几万亿元呢。
四月份，杜小蕾向全体代表大会提交了总额为十七万九千亿元的国防预算。
经过长达一周的审议，全体代表大会最终通过了其中的十六万七千亿元，砍掉的一万二千亿元都是没有必要性的装备项目。
与前一财年度相比，国防预算增幅高达百分之三十七。
可以说，这是自二零四一到二零四二财年度之后，国防预算增幅最大的一年。
虽然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幅度也不低，但是仍然比不上国防预算的增长幅度。在扣除了通货膨胀等因素之后，中国在二零四四到二零四五财年度的国防预算总额相当于二零四三年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一，创造了自二零三五到二零三六财年度之后的最高纪录。
要知道，在对日战争期间，包括战争开支在内的国防开支也仅占上一年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点七。
当然，不仅仅是中国在增加国防预算。
在同一财年度，美国国防预算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二点八，是自美国侵越战争之后的最高点。
更重要的是，这仅仅是开始。
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中国与美国的国防预算同比增幅都在百分之三十以上，双方都不遗余力的把资源用在了军事建设上。
也正是如此，很多人都把二零四四年当成了中美全面战争爆发的起始点。
虽然战争还没有爆发，但是从这一年开始，两个超级大国不约而同的开始调整国民经济结构，积极为战争做准备。
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十年之后，中美国防开支就将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十。
从经济学角度讲，这绝对是战争爆发的临界点，因为再继续拼下去的话，中美两国的经济都将崩溃。
要知道，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最激烈的一九四三年，美国的国防开支也只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三。当时，最极端的情况出现在苏联，国防开支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十四。
在和平时期，一个国家的国防开支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十，几乎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说得直接一点，只有战争，才能避免国民经济崩溃，而且得是一场足够大的战争。
正如牧浩洋所说，制造麻烦的不是中国。
巨额国防预算得到批准之后，中国的战争机器就全速运转了起来。
因为实际获得的预算比真正需要的多了九千亿元，所以在保证必须装备的制造与研制工作顺利进行的情况下，牧浩洋把这九千亿元全部用在了军事基础与军事工业基础建设上，比如扩大军事基地规模，增强军事工业生产力。别的不说，当时大连造船厂、青岛造船厂、江南造船厂与广州造船厂等十二家大型造船厂就获得了总额三千六百亿元的基建费用，用来扩充造船实力。
可以说，牧浩洋非常具有战略眼光，而且这笔钱花在了刀刃上。
有了这三千六百亿元，中国造船厂的十万吨级船台由十二个增加到二十个、五万吨级船台增加到三十六个、三万吨级船台增加到四十八个、一万吨级船台增加到八十八个，总体造船能力提升了百分之四十。
当然，这只是理论值。
与造船能力有关的，还有造船工人、特别是熟练技术工的数量，钢铁生产能力，电力生产能力，机械生产能力等等。只有在这些因素得到相应提高的情况下，总体造船能力才能达到理论值。
显然，这不是军方能够办到的事情，而是国家整体战略的一部分。
所幸的是，中国一直是全球第一大造船国、第一大钢铁生产国、第一大电力生产国、第一大机械生产国，而且中国造船厂的效率也名列世界前矛，只要采取相应措施，比如提前储备人力资源，在战时进行动员，就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总体造船实力，让国家战争机器全速运转。
除了提高造船能力，剩下的五千多亿元，也花到了该花的地方。
比如，沈飞与成飞各得到了八百亿元的基建经费，把J-31/J-33与J-30/J-32的生产线各增加了一条，确保在战保障时情况下，能够达到年产八千架战斗机的水平，并且确保每条产线都足额配备技术工人。显然，后者才是重点，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每条产线上只需要三分之一的技术工人就能正常运行。也就是说，世界大战爆发后，成飞与沈飞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比如半年之内，再扩充四条产线，把战斗机的年生产能力提高到二万四千架，并且以每年都能扩充一倍以上。
此外，在这一千六百亿的特殊拨款中，大概三百亿元用来启动第六代战斗机研制工作。
没有这笔钱，第六代战斗机最快要到二零四五年底，也就是二零四五到二零四六财年度才会列入装备计划。
有了这笔钱，意味着第六代战斗机能提前一年上天。
在谁也不知道世界大战将在什么时候爆发的情况下，提前一年获得新式战斗机，绝对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当时，还有大约二千二百亿元用于扩充军事基地的容纳能力。
别的不说，横滨港就因此在两年之后，成为了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最大、也是最为重要的前沿战略港口，而浩洋港、加勒港、瓜达尔港、那霸港与舟山海军基地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扩建。还有八座海外空军基地、四座海外陆战队营地、四座海外陆军基地也得到了足额基建拨款。连当时刚刚租借给中国的苏比克湾也开始大兴土木，在三年后成为了一座综合性军事基地。
很多人在评价牧浩洋的时候，都记住了他在战场上立下的赫赫战功，却没有记住他在军事基础建设上做出的重大贡献。
从某种意义上讲，牧浩洋在二零四四年做的事情，为中国军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牧浩洋在二零四四年的英明决定，花数千亿元去增强军事基地与军事工业的基础设施，那么在随后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中国肯定无法爆发出远远超过美国的战争潜力。
即便是牧浩洋本人，也认为他在二零四四年做的事情最为重要。
当然，在二零四四年，牧浩洋首先要考虑的还是对印战争。
作为总参谋长，牧浩洋没有想过去指挥这场战争，毕竟他已经在战场上立下了足够辉煌的功劳，军事指挥才能已经得到了承认，即便再打一次胜仗，也不会带来更多的荣誉，反而会耽搁他人前程。更重要的是，牧浩洋非常清楚，即便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他担任总参谋长期间爆发，他也不可能独自挑起大梁。中国军队需要一名无往不胜的统帅，更需要大批常胜将军。
正是如此，六月初的时候，牧浩洋正式向黄瀚林提名，让戚凯威担任对印作战总指挥。
结果却大出他所料，黄瀚林直接驳回了牧浩洋的请求，而是任命他为总指挥，并且由他全权任命各级指挥人员。
这让牧浩洋非常恼火，甚至让他觉得，黄瀚林在故意给他制造麻烦。
别的不说，戚凯威对这个位置觊觎已久，他显然不会知道这是黄瀚林的安排，就算知道了也会认为是牧浩洋影响了黄瀚林。虽然牧浩洋与戚凯威的关系非常不错，加上黄峙博还经常请两人过去喝茶，但是真要闹出矛盾的话，两人说不定会斗得你死我活，而这绝对没有任何好处。
问题是，牧浩洋无法改变元首的决策，而且黎平寇也支持由他出任总指挥。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牧浩洋只能任命戚凯威为地面作战总指挥，并且在昆明建立地面作战司令部，全权任命指挥人员，并且全权负责地面作战行动。母祁铁仍然是空中作战总指挥，司令部也设在昆明，配合与协助戚凯威。在周渝生拒绝之后，牧浩洋只能任命章玉廷为舰队作战总指挥。
至于他自己，则留在总参谋部，担任名义上的总指挥，负责协调工作。
第六十章精锐之师
在牧浩洋安排指挥机构的时候，陆军与空军的换装工作也开始了。
首先换装的陆军部队是部署在重庆的第十三集团军，该集团军也被戚凯威选为对印作战的头号部队。
这里，不得不提到腾耀辉担任总参谋长期间做出的最大贡献。
事实上，这也是黄峙博想做，却没有做成功的事情，即用战区制替代军区制。
从性质上讲，两种制度的本质区别就是军队的职能。军区制，最主要的职能就是维护国内稳定与保卫国土，属于典型的战略防御型军事结构。战区制的主要职能是捍卫本土与维护国家利益，属于典型的战略进攻型军事结构。
可以说，用战区制取代军区制，正是中国军事力量战略转型的关键所在。
从某种意义上讲，由黄峙博发起的军事改革，就是要把中国军队打造成一支战略进攻型军事力量。
当然，这也与中国的战略转型有关。
在黄峙博之前，中国的主要利益在国内，即以本土防御战略为主。在黄峙博担任总参谋长期间，中国的海外利益逐步提高，急需一支具备战略进攻能力，能够在世界各地维护国家利益的军事力量。
可惜的是，如此重大的军事变革，仅仅十五年肯定不够。
离开总参谋部的时候，黄峙博只为接下来的改革打下了基础。
剩下的事情，就轮到腾耀辉来做了。
事实上，这也是黄峙博积极支持腾耀辉出任总参谋长的主要原因，因为腾耀辉是海军将领，而且是“大海军主义者”，注定他是一名积极主张战略进攻的军事统帅，也就会完成黄峙博的军事改革。
同样的，这也是黄峙博在退役后一直住在北京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军事改革，重点不是海军与空军，因为与陆军相比，海军与空军的根基都不够扎实，所以是军事改革的积极推动者，而不是阻挠者。相反，陆军的影响力足够大，而且注定会在军事改革中遭受损失，所以陆军才是军事改革的阻挠者。腾耀辉是海军将领，在陆军的影响力远远比不上黄峙博。如此一来，只有黄峙博坐镇北京，挡住那些阻挠军事改革的陆军将领，腾耀辉才不会受到影响。
即便如此，这轮军事改革进行得也很不顺利。
有本质上的变化，肯定就有形式上的变化，而当时影响最大的，就是撤消已经存在了数十年的七大军区。
要知道，在腾耀辉当上总参谋长之前，海军与空军基本上脱离了军区。
也就是说，七大军区，实际上是以陆军为主。
撤消军区的话，意味着数百名将领、数万名校官、十数万低级军官要么退役、要么打入冷宫、要么丢掉职务，这等于一下动了几十万人的蛋糕，特别是军区制的既得利益者，即七大军区的主要将领。
为此，腾耀辉不得不采取“曲线救国”的方针。
当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破集团军固定隶属于某个军区的陈规，首先把卫戍北京的第三十八集团军派往南京军区，然后陆续对所有集团军重新做了部署，切断了军区与集团军的直接关系。随后，腾耀辉开始裁减陆军规模，把十一个甲类集团军缩减为八个，七个乙类集团军全部并入甲类集团军，借此机会对集团军指挥阶层大换血，从而切断了集团军内部根深蒂固的“血缘关系”。最后，腾耀辉才在新的陆军指挥体系下，逐步把一些军区合并为战区司令部，比如沈阳军区、北京军区与济南军区合并为中央战区司令部，南京军区与广州军区合并为南方战区司令部，成都军区与兰州军区合并为西部战区司令部，另外增设了印度洋战区司令部与西太平洋战区司令部。
必须承认，在对日战争爆发前，腾耀辉的改革并不彻底。
为了降低军队的抵抗情绪，腾耀辉保留了大部分在职将领，结果就是，五个战区司令部都人满为患。
直到对日战争爆发后，腾耀辉才开始大刀阔斧的裁减人员，特别是高级将领。
对日战争结束后，中国陆军的在职将领总人数已经由七千多人减少到了四千多人，而且平均年龄由五十三岁降低到了四十一岁。
当时，腾耀辉做的最引人瞩目的一件事情，就是裁减掉所有非指挥性质的将领。
说得直接一点，主要就是针对文工部队。
在腾耀辉之前，中国陆军中，仅文工部队就有两百多名将军，而这些人不但不会领军作战，甚至算不上真正的军人，而他们最大的能耐就是唱歌跳舞，搞些娱乐活动。如果这样的人都能当上将军，那么中国军队也就没有什么希望了。对于稳定军心来说，也必须禁止非指挥人员晋升为将领。
在退役前，腾耀辉还推动了“国防法补充案”，对将领性质做了明确规定。
直到二零四一年前后，腾耀辉才基本上完成了由黄峙博规划的军事改革，建立起了以战区为主的指挥体系。
当然，与军区制相比，战区制有一个极为明显的特点，即五大战区司令部都没有常备作战部队，所有作战部队，不管是陆军、空军、海军、还是陆战队的作战部队，都直接隶属于总参谋部，只是在有作战需要的时候，由总参谋部分派给战区，并且接受战区司令部下达的作战命令。
可以说，这极大的提高了军队的灵活性。
同时，这也提高了对军人素质的要求。
要知道，在军区制下，各个军区的作战部队基本上不用考虑到其他军区所在地方执行作战任务，因此在建设与训练的时候，主要针对本军区内的独特情况。比如，沈阳军区的部队就主要针对在东北平原地区作战，更加重视在寒冷条件下的大规模机械化战争，而广州军区的作战部队则主要针对在南方水网地区作战，更加重视在炎热潮湿气候下的作战能力，从而导致两个军区的作战部队在装备、训练、人员素质、战术战法、甚至是官兵的文化观念都有很大区别。
如果仅仅为了保卫本土，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可是，要想在面向全世界的战争中取胜，这就是个大问题。
说得严重一点，像第三十九集团军这样的王牌部队，拉到南方丛林战场上，恐怕连游击队都打不过。
问题是，谁能保证中国军队不会到陌生环境下作战。
因此为了打赢下一场战争，而且很有可能是在其他国家、在完全陌生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下进行的战争，中国军队就需要改变，需要提高自身素质，需要通过更加严厉的训练来适应新的战争环境。
如此一来，战区制就成了必然选择。
由此可见，黄峙博早在二十多年前就预料到，中国陆军将打出国门，去遥远的战场上作战。
毫无疑问，军事改革的成效非常显著。
到二零四四年，中国陆军总共只有八个集团军，不过规模都有所增加，平均每个集团军的总兵力高达六万，是之前的两倍左右，而三个王牌集团军，即第三十八集团军、第三十九集团军与第五十四集团军的总兵力都在七万以上，拥有较为完整的作战编制，也拥有较为全面的作战能力。
即便不考虑装备因素，中国陆军在二零四四年的战斗力都比第二次朝鲜战争时提高了两倍不止。
主要就体现在官兵素质上。
到二零四四年，中国陆军中，军官所占比例达到了百分之十七，高于美国陆军的百分之十四与欧盟陆军的百分之十二，士官与军士所占比例更是高达百分之六十八，同样高于美国陆军与欧盟陆军。
也就是说，在中国陆军中，士兵只占了百分之十五。
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军队中，大部分都是具有一定技术水准的士官，或者是具有一定战术水准的军士。
可以说，这才是真正的精锐之师。
英国的“简氏防务周刊”在二零四零年底对全球十二个主要国家与地区的军事实力做了一次全面评估，中美陆军在总兵力相当、装备技术水平相当、官兵文化程度相当、官兵平均年龄相当的情况下，中国陆军的综合作战能力是美国陆军的一点五倍，其中就明确提到了中国陆军的军人素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得到保留的八个集团军，即第三十八集团军、第三十九集团军、第五十四集团军、第十五空降集团军、第六十五集团军、第二十七集团军、第四十二集团军与第十三集团军除了在人员编制规模上有较为明显的差别之外，在其他方面，比如官兵的文化水平、平均年龄等方面，都没有区别，因此在扣除了人员规模因素之后，八个集团军的综合作战能力相差无几。
可以说，这也是黄峙博搞军事改革所追求的目的。
作为陆军将领，黄峙博不可能背弃陆军，而他理想中的陆军，就是一支素质均衡、能征善战的精锐之师。
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轮到牧浩洋出任总参谋长的时候，黄峙博与腾耀辉已经为他扫清了障碍，打造了一支足够强大的地面部队。
他要做的，就是如何有效的利用这支精锐之师。
第六十一章动力革命
二零四四年七月底，第十三集团军开始换装。
适应性训练与换装同步进行，即完成了换装工作的部队立即开赴广西与广东，进行针对性训练。
在印度作战，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高温与高湿环境造成的影响，其次得考虑印度北部地区密布的河网，最后得考虑热带气候对官兵产生的影响。相对而言，中国的广西南部与广东南部地区与印度北部地区最为相似。
事实上，这也是戚凯威选择第十三集团军的主要原因，因为第十三集团军在主要驻地就是夏天同样炎热潮湿的重庆。此外，第十三集团军的官兵大多数来自南方地区，能够较快适应热带气候。
当时，首先换装的是第一三一独立装甲旅。
在军区制改战区制的时候，陆军只保留了主力集团军番号，集团军下辖各级作战部队都变更了番号，并且有一套参考标准，即师旅级部队在集团军番号后面增加一位，一般师级单位为双数、旅级单位为单数，师属旅与旅属营则在所属部队的番号后面再增加一位，连与排级部队则以汉语数字表明。比如第一三一独立装甲旅下属第一装甲营的番号为第一三一一装甲营，而该营第一连则为第一装甲连，该连的第一排则为第一坦克排。与原番号相比，新的番号更能明确各部队的隶属关系。
在第十三集团军中，第一三一装甲旅是绝对的王牌部队。
该旅编有第一三一一装甲营、第一三一二坦克营、第一三一三装甲营、第一三一四机械化步兵营、第一三一五炮兵营、第一三一六火箭炮营、第一三一七防空营、第一三一八通信营、第一三一九后勤营与第一三一零旅部营共十个营，在旅部营下设有第一警卫连、第二通信连、第三侦察连、第四特战连、第五防化连、第六特勤连、第七工程连与第八勤务连，全旅总计官兵五千三百三十六人，作战人员三千六百八十四人。装备方面，坦克营拥有四十二辆主战坦克（即反装甲作战平台）与十四辆侦察战车（即多用途作战平台的侦察型），装甲营拥有二十四辆主战坦克、二十六辆步兵战车（即多用途作战平台）与四辆侦察战车，机械化步兵营拥有十二辆主战坦克、三十九辆步兵战车与四辆侦察战车，炮兵营拥有二十八辆自行火炮（即火力支援作战平台的火炮型）与六辆侦察战车，火箭炮营拥有二十二辆自行火箭炮（即火力支援作战平台的火箭炮型）与六辆侦察战车，防空营拥有四辆防空指挥车、十六辆自行高射炮（即防空作战平台的高射炮型）与十二辆防空导弹发射车（即防空作战平台的防空导弹型），通信营拥有四辆通信指挥车与十四辆侦察战车，后勤营拥有四辆指挥车、十二辆工程抢修车（即工程平台）与八十余台各类运输车辆，算上旅部营，全旅总计拥有主战坦克一百零二辆、各类装甲战车一百一百三十二辆、火炮与火箭炮五十门、高射炮与自行防空导弹二十八辆、以及其他车辆近两百台，此外在连排级步兵单位，还配备了一百二十四门大口径迫击炮、二百三十二套单兵反坦克导弹发射器、八十六件单兵防空导弹、四百六十八具火箭筒。
不管从兵力，还是从装备上看，第一三一装甲旅都足够强大。
更重要的是，除了后勤保障能力有所欠缺之外，第一三一装甲旅拥有极为完备的自主作战能力。当然，后勤保障是所有国家陆军的通病，而且从未得到过有效解决，因此一般会把后勤保障部队放在集团军一级，在作战的的时候再根据各部队的实际情况，由集团军司令部进行分配。
如果算上先进装备产生的帮助，第一三一装甲旅的战斗力不亚于其他国家的装甲师。
当年年底，第一三一装甲旅在完成了适应性训练之后，紧急开赴雷州半岛，在没有进行任何前期侦察的情况下，与驻扎在该地的第四二二装甲师进行实战对抗演习。为了加大演习难度，戚凯威在演习开始前两个小时才通知第一三一装甲旅，而且没有告知对手是第四十二集团军的王牌部队。即便如此，第一三一装甲旅仍然在演习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让第四二二装甲师不得不服输。
十二月二十四日，演习结束后的第三天，第一三一装甲旅搭上了前往巴基斯坦的渡轮。
此时，第十三集团军的第一三二装甲师、第一三四机械化步兵师、第一三三独立步兵旅与第一三五独立炮兵旅均已完成换装，第一三七独立防空旅、第一三九独立后勤旅也即将完成换装工作。
一切顺利的话个月之后，第十三集团军将全部开赴巴基斯坦。
当然，不是全走海运，两个师级部队将走陆路，即长途行军到西北地区，再经中巴铁路进入巴基斯坦。
在第十三集团军之后，第四十二集团军也将换装。
作为常驻南方地区的集团军，第四十二集团军也较为擅长在高温潮湿环境下作战，而且通过与第十三集团军进行对抗演习，已经对新式武器装备有了一些了解，各级官兵的积极性非常高。
只是，要到二零四五年六月底，第四十二集团军才能完成换装工作。
按照戚凯威的部署，第四十二集团军将直接开赴昆明，在战争爆发后进驻缅甸，前期只派遣工程与后勤部队前往缅甸。
可以说，这两个集团军，就能各自支撑起一个战区。
别的不说，两个集团军都有独立防空旅，都配备了战区防空反导系统，防空掩护范围高达四百公里，反导掩护范围也在两百公里左右，足以覆盖整个战区，而其作战能力更是顶得上印度陆军的一个方面军了。
用戚凯威的话来说，这两个总兵力达到十一万的集团军就能打赢大规模地面战争。
当然，这句话肯定有水分。
别的不说，两个集团军都需要加强后勤保障力量，特别是战线后方的运输力量，也就得增派后勤保障部队。
从某种意义上讲，决定两个集团军作战能力的，就是后勤保障能力。
当时，陆军依然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技术问题没有解决，即电力供应。
按照陆军制订的装备规划，在“未来地面战平台”大规模装备部队的时候，将采购“紧凑式电力供应系统”，即以小型聚变核反应堆为主，集发电、变电与输电能力于一体的电力供应模块。按照陆军的要求，“紧凑式电力供应系统”可以分成多个功能模块，但是每个功能模块的质量必须控制在五十吨以内，尺寸则要控制在战略运输机的货舱容纳范围之内，而且具有公路行进能力，以便伴随地面部队作战，并且能够通过运输机空运，达到最基本的战术与战略机动性要求。
可惜的是，到二零四四年底，“紧凑式电力供应系统”还在研制之中。
主要就是小型聚变核反应堆的技术难度太大，又必须集成在一个模块内，即便不包括装载底盘，质量也难以降低到五十吨以内。当时，最紧凑的设计也达到了一百二十吨，比陆军的要求高出了七十多吨，而且远远超过了战略运输机的运载能力，即便是铁路与公路机动也非常困难。
所幸的是，陆军在二零四二年就启动了备用方案。
备用方案中，其他功能模块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用一台紧凑型燃气轮机取代了小型聚变核电站，燃气轮机的功率高达四十兆瓦，电力转换效率为百分之三十八，因此能够提供十五兆瓦的电能，能够在十五分钟内为八辆作战平台的动力系统补充百分之八十的电能，或者为四辆反装甲作战平台的武器系统补充百分之百的电能。相对而言，这个后勤作业效率不算低，因为一辆24式主战坦克需要二十五分钟才能加满油箱，同时需要三名坦克手与一名后勤兵操作，而为作战平台补充电能，几乎不费人手，而一辆载重二十五吨的油罐车一次也只能为十二辆24式主战坦克灌满油箱。从人员利用效率上讲，“燃气轮机型紧凑式电力供应系统”还要高一些。
照此计算，一个坦克营需要两套这样的系统，而装甲营与步兵营只需要一套。
问题是，燃气轮机需要化石燃料。虽然燃气轮机不像内燃机，没有挑食毛病，汽油、柴油、煤油都可以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使用浓度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酒精，或者是天然气与煤气，只是输出功率有所降低而已。可最关键的问题依然存在，即运送燃料本身就是一件极为艰巨的后勤保障任务。
与以往相比，最大的改变之处就是，可以把补给点设在后方。
此外，因为电动机的效率比机械驱动高得多，因此能源利用效率也要高得多，所以在同等情况下，部队对燃料的需求要稍微低一些。只是这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即不可能为正在前线作战的战车补充电力。
为此，陆军专门采购了一批“电力输送车”。
说得简单一些，就是专门运载燃料电池的后勤保障车辆。这些车辆在充满电后，可以到前线为正在作战的坦克战车补充电能，或者交换燃料电池。此外，在前线作战的坦克战车也可以以类似的方法相互补给。
不管怎么说，动力系统大变革，给中国陆军的后勤保障体系提出了新的考验。
中国陆军能否把电动装备的优势发挥出来，还得看其战场表现。
第六十二章开战在即
进入二零四五年，战争已经迫在眉睫。
除了第十三集团军陆续开赴巴基斯坦，第四十二集团军开始换装之外，二零四五年第一个月发生的最关键的事情就是：“昆仑山”级第三批四艘航母先后服役，并且编入了太平洋舰队。
牧浩洋担任总参谋长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调整海军的指挥体系。
按照他的编排，东海舰队与北海舰队合并为太平洋舰队，南海舰队降级为区域舰队，主力战舰分别抽调给太平洋舰队与东印度洋舰队。如此一来，中国海军只有三支主力舰队与一支区域舰队。其中，太平洋舰队的司令部设在那霸，常备兵力为四支航母战斗群，东印度洋舰队的母港仍然是浩洋港，常备兵力为两支航母战斗群，西印度洋舰队的母港仍然是瓜达尔港，常备兵力为两支航母战斗群，南海区舰队的母港仍然是榆林港，常备兵力是以“北京”号巡洋舰为核心的驱护编队。在作战使命上，三支主力舰队都以控制海域为主，而南海区舰队则以护航为主。至于之前由海军承担的一些任务，比如护渔、海域巡逻等等，都被牧浩洋丢给了海警。
改编后，最大的变化还是在兵力调配上。
虽然牧浩洋的改革并不彻底，即各个主力舰队都有常备作战力量，但是总参谋部与海军司令部拥有更高调配权，即可以根据作战需要，随时从各舰队抽调作战舰艇，组成新的特遣舰队。
事实上，这也正是牧浩洋进行改革的主要目的。
“喜马拉雅山”号、“喀喇昆仑山”号、“阿尔泰山”号与“大兴安岭”号服役后，海军多出了四支航母战斗群，而牧浩洋压根没有打算把这四支航母战斗群分配给主力舰队，而是由总参谋部直接指挥的机动部队。只是按照他的安排，这四艘航母将取代太平洋舰队“昆仑山”号、“天山”号、“南岭”号与“武夷山”号，然后由四支早已形成战斗力的航母战斗群组成特遣舰队。
说白了，就是在对印战争期间，让四艘还处于整训阶段的航母战斗群留守太平洋。
严格说来，这四支航母战斗群要到二零四六年才能形成战斗力，在二零四五年的主要任务就是作战训练，让它们留在太平洋上，也只是做做样子，让虎视眈眈的美国海军不敢轻举妄动。
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四艘超级航母。
以中国海军在过去几年里的表现，特别是在中日战争中的表现，谁也不能保证这四支航母战斗群不会有惊人之举。
经过这番调整，牧浩洋手里已经有足够多的兵力了。
当时，算上东印度洋舰队与西印度洋舰队的话，中国海军能够向印度洋派遣八支航母战斗群。
只是，中国海军的对手也不弱。
二零四四年初，美国就按照承诺，向印度援助了五艘航母，以及组成五支航母战斗群所需的十艘巡洋舰、二十艘多用途驱逐舰、十五艘远洋护卫舰与五艘快速战斗支援舰，并且帮助印度开工建造了第一艘攻击核潜艇。除了从美国获得援助之外，印度还从德国采购了八艘高性能常规潜艇。
进入二零四五年，美国还将向印度交付数十艘战舰。
在二零四四年，美国海军还在迪戈加西亚部署了一支航母战斗群，并且常年与印度海军进行协同训练，帮助印度海军提升作战能力。此外，美国还向印度派遣了一千多名海军军事顾问，资助印度培训了数百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为了提高印度海军航空兵的战斗力，美军甚至出动了假想敌部队，对印度海军飞行员进行近实战训练。可以说，在这一年里，印度海军航空兵在训练中烧掉的燃油就有一百多万吨，由高强度对抗训练导致的损失比正常情况高出了好几倍。
可以说，就算印度海军没有达到美国海军的战斗力水准，也差不了多远。
当然，在印度海军航空兵中，有大约三分之一的飞行员是返回祖国的美籍印度人，有的还是第三代移民。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印度人都是有印度国籍与血缘关系的美国人，在文化、价值观、处世观等方面，都更像美国人。要知道，到二零四四年的时候，印度移民已经超过中国移民，成为美国的第一大亚裔族群。根据美国联邦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到二零四三年底，美籍印度人总数已经突破三千万，成为仅次于墨西哥人之外，美国的第二大移民族群。
当然，美国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国家，除了少得可怜的印第安人，其他人都是移民。
从规模上讲，印度海军比中国海军小得多，但是有足够的资本打垮中国海军的两支印度洋舰队。
为此，一月三十日，牧浩洋就下令让东印度洋舰队与西印度洋舰队进行联合训练。
四支航母战斗群聚在一起，总比分散成两支舰队好得多。
一月三十一日，牧浩洋成立了特遣舰队，委任章玉廷为特遣舰队司令，在特遣舰队进入印度洋之后，由章玉廷全权指挥战区内的所有舰队，即东印度洋舰队与西印度洋舰队都由他调遣。
二月一日，牧浩洋亲自到机场为章玉廷送行。
“牧总，还是那件事，什么时候打，你得给我一个确切的说法。”
“快了。”牧浩洋笑了笑，回答得非常简洁。
“快了是多久？”
“反正快了。”
“牧总……”章玉廷有点不依不饶，可是又不好把话说得太狠。
“这件事，我们早就谈过，是不是？”牧浩洋拍了拍章玉廷的肩膀。虽然章玉廷是标准的海军将领，没有在陆战队服役，但是他比牧浩洋还高了一截，只是看上去有点清瘦，很有海军将领的特点。“什么时候打，我们说了不算，这是上面的问题。我们要做的，只是时刻做好准备，在上面让我们打的时候，我们就打，而且要打出成绩来。其他的事情，我也不能多说，你清楚保密规定。”
“好吧，给我一个大概的时间总成吧？”
牧浩洋笑了笑，没有开口。
“如果心里没有数，我就没办法制订详细的作战计划，也就不知道该让舰队去哪，总不能在印度洋里瞎转悠吧。”
“你担心什么？我给你的都是核动力战舰，你总不会担心燃油不够用吧？”
“可是……”
“就这两三个月的事。”
章玉廷一愣，说道：“这么快？”
“四十二军三月底就能完成换装工作，老戚安排先西后东，所以不用等到四十二军完成适应性训练。”
“你能确定？”
“怎么，你还不相信我？”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章玉廷迟疑了一下，说道，“虽然我知道不是你的意思，但是我们都觉得，这次基本上都是戚凯威在做主，你这个总指挥只是挂名而已，根本没有发挥作用。”
“你们，还有谁？”
“这还用说吗？”
牧浩洋笑着摇了摇头，说道：“别想那么多了，我自己有分寸。你管好自己的事，不要以为我把舰队交给你了，就能安心睡大觉。在收到捷报之前，我肯定会盯着你，不要让我失望。”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
“你想得美，我才没那个闲情。”牧浩洋又拍了拍章玉廷的肩膀，说道，“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快上飞机吧。”
“行，等我到了再跟你联系。”
牧浩洋点了点头，目送章玉廷搭乘的要员专机升空，才回到轿车上，吩咐司机直接前往元首府。
到底什么时候打，确实由元首决定，不过也与牧浩洋的军事部署有关。
早在二零四四年，中国就开始为战争做准备。
二零四四年六月底，杜小蕾以总理身份访问印度，正式提出，印度要么立即归还侵占的藏南地区，要么立即跟中国进行领土纠纷谈判，而且中国愿意派代表团去新德里，在印度的地盘上进行谈判，只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印度必须在谈判开始前无条件驱逐所有藏独流亡份子，并且向中国移交人员名单。
显然，杜小蕾的这次访问并不成功。
回国后，杜小蕾立即出台了针对印度企业与印度在华投资的管制令，并且在全体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
战火还没点燃，经济战争就打响了。
到了当年年底，在中国表明立场，即与印度的纠纷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后，中国的主要盟国与大部分友好国家先后表示支持，巴基斯坦甚至提出，愿意与中国一道解决与印度的领土纠纷问题。
紧接着，针对印度的经济与贸易制裁战争全面打响。
事实上，这对印度的影响并不大，因为到二零四零年，印度的主要贸易伙伴就是美国与欧盟，与中国、以及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并不密切，中国搞的贸易制裁对印度经济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
当然，这足以表明中国的政治立场，即印度不服软，中国就要举起大棒了。
这也是促成印度加快军备建设速度的主要原因。
一月底，杜小蕾再次飞往新德里。
这次，她不是去与印度总理谈判。用黄瀚林的话来说，总理是去给印度下达最后通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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